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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獨”的陰影永遠不會成為兩岸民眾的主流。 |
中評社╱題：“台獨”的推進策略和七種形式 作者：祝捷（武漢），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
•必須認識到“台獨”是一場政治運動，一種政治形態，也是一個政治過程。分裂勢力在謀求“台獨”的過程中，有著不同的推進策略和推進形式，“台獨”呈現出不同的面龐。
•“政治台獨”是“台獨”的本來屬性，也是“台獨”的原初形態。
•“文化台獨”造成了“台獨”意識形態在台灣社會的流行，對於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心理認同、情感聯結都造成巨大損害。
•“歷史台獨”對於台灣歷史進行重新編排，特別是歪曲甚至臆造了台灣反抗外來殖民統治的歷史，將台灣民眾的抗爭史重構了反抗“外來政權”的歷史，試圖改變“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
•台灣地區一部分群體以“族群”為名，提出“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並以之推進台灣地區在族群、語言等領域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建構活動，試圖臆造“台獨”的族群基礎。
•一旦民粹化的“台獨民意”在政治操弄之下被煽動起來，“台獨”則很有可能從文化的、歷史的、民族的、經濟的這些“隱形台獨”形式，借助“公民投票”等制度化路徑和“社會運動”等非制度化路徑，走入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步驟。
•“政治台獨”確定“法理台獨”的基本形態和終極目標，“文化台獨”、“歷史台獨”、“民族台獨”、“經濟台獨”、“法理台獨”營造氛圍、提供說詞以及積澱“民意”，“民意台獨”則是實現“法理台獨”的程序性步驟。“台獨”分裂勢力所構想的“台獨”，是由“法理台獨”來完成最後一擊。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紀念大會上，提出：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六個任何”再次奏響了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政治強音。在“六個任何”中，政學各界對於“任何形式”的理解仍然缺乏共識，輿論場對於“任何形式”究竟包括哪些形式，也缺乏足夠的關注與討論。一種對於“台獨”的淺層次理解，是“台獨”形式的結果導向，即僅僅將“台獨”理解為一種政治結果。然而，必須認識到“台獨”是一場政治運動，一種政治形態，也是一個政治過程。分裂勢力在謀求“台獨”的過程中，有著不同的推進策略和推進形式，“台獨”呈現出不同的面龐。盡管“台獨”的面龐猙獰可惡，但從維護國家統一的角度，廓清形形色色的“台獨”形式，在當前兩岸漸趨複雜多變的政治情勢下，有著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政治台獨”：“台獨”的原初形態和終極目標
“政治台獨”是“台獨”的本來屬性，也是“台獨”的原初形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對於今天的兩岸關系有著現實考察意義的“台獨”活動，無不以“台獨”為終極政治訴求。事實上，學理上很難對“政治台獨”做一個精確的定義，因為“政治台獨”包羅了“台獨”的萬象，涉及到以實現政治上“獨立”所需要具備的各類內外要素和實踐方式。這些內外要素和實踐方式如果進行細分，可以歸類進其他的“台獨”形式。但是，在“台獨”的理論與實踐並未如今日一般系統化、精細化的早期，“政治台獨”包含了種種涉及“台獨”的要素和主張，是“台獨”原始、粗糙的綜合體。
早期的“台獨”運動參與者，對“台獨”的訴求比較簡單和直接，大多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用“台獨”作為政治運動的符號與標簽。早期的“台獨”分裂勢力，在台灣沒有生存空間。他們的“台獨”活動大多在海外開展，以小衆的民間團體為主要形態。比如廖文毅、吳振南的“台灣民主獨立黨”，黃昭堂、許世楷、黃文雄的“台灣青年社”，郭雨新的“台灣人多數政治促進會”等。他們的“台獨”主張雖然明確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目標，否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大多缺乏系統的理論論證，在造勢方法、形成策略以及實現路徑上，也沒有形成系統的論述。這些言論關於“台獨”更多是一種片言只語式的，政論宣示意義強於實際操作意義。然而，不能由此認為早期“台獨”組織的主張沒有現實意義，這些“台獨”主張在政治層面宣示了“台獨”的命題，為“台獨”分裂勢力儲備了人員隊伍和理論基礎，其負面影響一直延宕至今。
隨著“台獨”活動的深入，“台獨”主張與操作手法日趨精細化，“政治台獨”這個“台獨”主張大雜燴也被拆解。然而，“政治台獨”的危害性仍存：其一，它是所有“台獨”形式的源頭，其他“台獨”形式都最終要歸結到“政治台獨”這個總根源上來；其二，它是其他“台獨”形式的終極目標，其他“台獨”形式與“政治台獨”構成方法與目標、手段與目的的關系。防止“政治台獨”，依然是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總閥門。
“文化台獨”：“去中國化”與“台灣符號”的建構
台灣地區“解嚴”後，台灣的“主體性意識”從陰暗角落走出，成為台灣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之一。“以台灣為主”的“主體性意識”，逐漸從“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發展為“台灣唯一”。李登輝、陳水扁在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期間，推行“去中國化”的政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聯結被刻意模糊、弱化甚至切斷，“文化台獨”成為型構具有“獨立”意涵的“台灣符號”的重要形式，台灣社會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在“文化台獨”中趨於淡化。
從李登輝起，由陳水扁力推，台灣當局在社會各領域推行“去中國化”政策，試圖抹去台灣民衆心中的“中國符號”，構成“文化台獨”的主要推進方式。受“去中國化”影響最大的是在教育領域。一系列與中國、中華有關的課程、教材、專業紛紛改名。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被歸類為“外國文學”、“外國歷史”，中國知名歷史人物都被歸類為“外國名人”，甚至一度傳出被尊奉為“國父”的孫中山也系“外國人”的笑話。與此相應的，是以台灣為研究對象的一些專業被冠以“台灣”的符號登堂入室，而且與相應的“中國”專業並列。除教育領域外，一些被冠以“中國”或“中華”符號的知名社會機構和企業，在“去中國化”浪潮中被紛紛改冠以“台灣”符號。
“文化台獨”造成“中國”符號在台灣地區的式微，而“台灣”符號興起。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華意識在“去中國化”中被解構。借助“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與傳播，原來屬於台灣本鄉本土的地方意識和地方文化，被強硬地添附上“國家”的意涵。“文化台獨”造成了“台獨”意識形態在台灣社會的流行，對於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心理認同、情感聯結都造成巨大損害。特別是涉世未深的台灣青年群體，在“文化台獨”的浸染下，扭曲了對於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成為“台獨”的急先鋒和主力軍。2014年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太陽花學運”和2015年以高中生為主體的“反課綱運動”，都是“文化台獨”所造成的惡果。如果說陳水扁執政八年，造就了今天“太陽花”和“反課綱”的一代台灣青年，那麽民進黨重新執政的四年甚至更長時間，“文化台獨”對台灣青年群體的負面影響可能會更加惡劣，直接危害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長遠未來。
“歷史台獨”：撼動兩岸歷史聯結的底基
如果說“文化台獨”是為了消解“中國”符號，那麽“歷史台獨”就是為了徹底的祛除兩岸歷史聯結的底基。“歷史台獨”對於台灣歷史進行重新編排，特別是歪曲甚至臆造了台灣反抗外來殖民統治的歷史，將台灣民衆的抗爭史重構了反抗“外來政權”的歷史，試圖改變“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
“歷史台獨”的主張者們，將台灣的歷史進行了重新的編排。台灣歷史上發生的若干歷史事件，也被重新闡釋為“台灣主體性”的體現與產物。衆所周知，台灣在歷史上曾經為西班牙荷蘭殖民者、日本殖民者先後占領。這本是外國殖民者對中國進行殖民和侵略歷史一部分，台灣人民對於這些外國殖民者的反抗，也構成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獨立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在“歷史台獨”的編排下，這些本應是中華民族抗爭史的部分，成為反抗“外來政權”的歷史。不僅如此，曾經統治過台灣的鄭氏家族、清王朝和國民黨當局，因來自於祖國大陸，被描述為與外國殖民者相同的“外來政權”，反抗這些政權的“林爽文事件”、“二·二八事件”等民衆抗爭運動，也被描述為反抗“外來政權”的運動。台灣民衆反抗外國殖民者的民族反抗文化和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民主反抗文化，也被解釋為針對“外來政權”的“政治反抗文化”。
在“中國意識”被貶抑的同時，外來殖民者、侵略者反而以“台灣多元文化”為名被擡升和提高。李登輝公然宣稱“沒有台灣抗日的事實”、“台灣人其實是為日本'祖國'而戰”、“二戰時期台灣和日本是'同一個國家'”，蔡英文向台灣籍日本士兵致敬，這些都一再擊穿歷史良知的底線，也進一步虛化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聯結。台灣的“中國意識”植根於兩岸自古以來的歷史聯結中，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親緣是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底基所在。“歷史台獨”已經觸及這一底基，讓兩岸復歸統一的歷史正當性不斷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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