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國推進它們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則不達”；“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因而一定要分階段，一定要分不同的階段性深度；一定要對中國的知識限度、影響力限度和戰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認識。需要仔細地區分或分辨就不同問題領域、不同區域和不同國家而言的一個個不同的具體形勢，形成和修改不同和具體的戰略設想甚或戰略規劃。要根據經過經久證實的實際情況調整我們的抱負、實踐力度和規劃；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快和加強，在另一些方面放緩和收縮，以待基本條件的改善，以待擬合作國家在它們自己的參與利益與參與風險之間的權衡和平衡上較多地傾向於參與利益。為此最重要的，是要真正衷心地互利互惠，互創共創，以至於共有共管。要尊重對方，禮讓對方，“熏陶對方”：這些同樣具有頭等的重要性。
第五，切勿集中關注經貿／投資維度而輕視或忽視社會／文化／教育等維度。要注意大力漸進性地構建“軟性基礎設施”，包括農業、牧業、醫療、學校、零售商業、扶貧等各方面的。它們關係到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有關言辭和行為舉止要具備有效的“軟權勢”，或者說廣泛、深入和“潤物細無聲”的影響。雙向的教育建設和人才培養是“軟性基礎設施”的重大組成部分，舍此就不能消減中國自身與相關鄰國的有關知識欠缺、技能欠缺和經驗欠缺。要大大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語言、文化、宗教和其他基本情勢的學習，大大加強相關的人才培養；教育和學習應當是雙向的，其中許多應當是就地的，因為當今中國人懂得太少，同時當今中國人中間真正願意懂得中亞、南亞等區域的人民的人也太少。要真正懂得並記住“知識就是力量”。
第六，猶如近來凸顯的亞投行的廣大包容性，“一帶一路”在它們的某些部分和某些維度上可以也應當是開放性的更大的國際合作事業，可以也應當有選擇地歡迎沿途國家以外的國家和跨國公司參與。這有助於提高在資本、技術和經驗意義上的效率，減抑一方面的戰略性猜疑和另一方面的戰略性自滿，同時大概也符合沿途中小國家的願望和利益。
第七，要依靠戰略和政策的審視、反思、調試和創新，爭取經過一個歷史時段去解決或大致解決一個就周邊關係而言的全局性問題，即大大消減中國周邊政策、周邊行為和周邊形象的較顯著的內在緊張或自相矛盾性質，爭取到適當的時候“搞順”中國的周邊總戰略和總實踐，即令它們逐步成為內在統一和通體順遂的。這應當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此，需要再次強調，“戰略軍事”的某幾個重大方面依然存在，中國對外態勢仍有其相關的顯著複雜性。在“戰略軍事”的這些重大方面與“戰略經濟”的需要之間，有著某些不可否認或漠視的抵觸，它們應當是中國在戰略權衡思考和戰略平衡努力方面去應對的嚴肅的對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