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張潔得出結論，南海問題是中國外交的試金石。南海問題對非東盟的聲索國，乃至於中亞或東北亞周邊國家，都造成了對中國“和平崛起”方式的疑慮。另外，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非爭端國如泰國和緬甸，具有大國平衡戰略的外交傳統，比如泰國既選擇日本又選擇中國參與國家高鐵或動車項目。在南海問題的背景下，這種傳統又在加劇，各國都試圖通過投資和貿易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度。
根據以上判斷，張潔接下來分析了“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政策含義。首先，在中國部署周邊戰略時，安全上以海上維權為主，經濟上以推動“一帶一路”為主的背景下，未來“一帶一路”會優先於南海問題。中國完成本輪島礁建設後，應在政策上回調。繼續推動“一帶一路”的同時，在南海要通過單邊開發促進多邊開放和多邊共同開發，通過海上區域的合作來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
再次，二元結構在東亞地區並不存在，中國未來仍需加強和東盟的經濟互賴程度。在貿易方面，雖然目前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是日本的2倍多，但從貿易結構來看，中國較日本而言亟待國內產業升級和貿易結構優化；從投資方面來講，雖然中國流量上升快，但目前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流量是中國的三倍多，存量是中國的近四倍。因此，未來中國要發揮經濟優勢，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經濟的緊密度，通過這種互利共贏，建立和東盟的政治互信，進而為解決南海問題創造條件。
在對策分析方面，張潔認為，現在關於 “一帶一路”對外投資的風險的討論應從總結階段過渡到應對階段。在風險的防範和評估方面，要分清國家責任與企業責任。國家層面上看，國家要進行各國政治風險的預警和海外資產保護。雖然南海問題比較複雜，但大局可控，主動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國手里。中國需謹防突發性事件，這會對雙邊關係造成劇烈影響，進而影響中國海外資產。智庫尤其是國家智庫層面上，應加強定量分析，以便評估和預測各國的政治風險度和雙邊關係。企業層面來上，需對東南亞各國有更多的了解，便於進行選擇性投資，規避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