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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認真回答同學提問。（中評社 徐夢溪攝） |
清華大學學生海峽交流協會學生：我們近期要辦一個關於陳明忠先生回憶錄的讀書會，這本書讓我想到很重要一點就是，他的“我是一個中國人”的自覺是來自於——他原來完全認為自己是一個日本人，但是因為在高中時期受到了很明顯的歧視，然後他產生了這種國土的意識，但是不同人對於歷史的認知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比方說像當時的一個日語詩社、風車詩社的成員，他們可能因為家庭是比較上層，受這種歧視也比較輕微，就完全認為自己是受日本文化滋養的日本人。對於大多數的台灣人來講，日據時期是如何影響那一代台灣人的性格或者整體認同的？您如何看待現在日本文化在台灣的回潮？
汪毅夫：台灣整個日據時期大約有五十年，取個折中的說法，就是大概是兩代人。日本人把占領的土地分成兩類，一種叫占領地，比如東三省，另一種叫新領地，台灣就是它的新領地。
日本在占領地實行的政策和新領地實行的政策不一樣。在占領地，是強制的，是野蠻的。但是對於新領地就有兩面性，有殘酷鎮壓的一面，也有帶有很大欺騙性的一面。
從日據時期的台灣史，會很清楚地看到，一開始，台灣總督就已經意識到了，現在在台灣有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在前清好不容易得到了好多學位，但是現在一下子沒了，應該拉攏控制這批社會的精英。所以日本在文化上就採取了一種控制政策、拉攏政策：他們召開了“揚文會”，給他們頒發士紳勛章；另外台灣有很多人喜歡寫詩，日本也參與進去，參加詩社，形成一個大家一起寫漢詩的風氣。這樣的文化政策有很多。
從理論上講，凡是強制性的、野蠻的都會引起很大的反彈，效果很低，但是比較懷柔的就是破壞性和欺騙性就大。
在日據台灣的50年里，第一代人很多人是抗日的，抗日的思潮，抗日的人士，抗日的運動。但是第二代人從小生活的狀況和前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當然仍然會有很多人繼承那種抗日的傳統，也有一部分人就被慢慢地培養成了皇民，比如說李登輝先生就是很典型的皇民。
這樣看就會知道，一方面要承認，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和凝聚力是不可抗拒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要承認，日本方面的滲透和毒害是相當嚴重的。這樣我們就不能取一個個案來推測整個時代的狀況。陳明忠先生的這本書非常好，希望你們這個讀書會也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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