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5日電／自世界上最早的智庫於1910年誕生於美國以來，截至2017年，全球智庫數量已達到7815家。智庫這一公共政策機構經過百餘年的發展，早已成為國際政治領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為體之一。
亞洲地區的智庫在進入21世紀之後，迎來了爆炸式的發展高潮，如今數量已占到了全球智庫總量的20.7%，達1676家。而中國、印度、日本三國智庫相加就達到了1072家，遠超亞洲其他各國。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2018年1月底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顯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IIA）名列全球頂級智庫第14位，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排名第26位。在全球前100家頂級智庫中，日本智庫僅占據了這兩席，而我國則有7家智庫位列其中。
日本外交政策智庫
整體衰落
相對於亞洲地區智庫數量的急劇增長，日本智庫卻呈現出了整體衰落的態勢。例如，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自20世紀50年代建立以來，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然而，在“外交政策與國際事務”領域智庫排名中，JIIA已經落後於我國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第6位）。而諸如防衛研究所（NIDS）、世界和平研究所（IIPS）、東京財團等世界知名的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甚至都未能進入榜單。
日本外交政策智庫整體衰落的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第一，日本外交決策系統對智庫的開放程度依然較低。雖然日本政府在2012年提出要推行“全員參加型”的外交與安保政策，但是日本的外交決策過程依然被官僚機構所把持，智庫等政策研究機構難以獲得進入決策系統的渠道。
在日本，只有極少數智庫能夠以接受政府委托（主要是外務省）撰寫提交研究報告、作為“智囊團”獲邀參加“審議會”等臨時性政府或首相咨詢機構的方式參與到決策過程當中。作為外交政策的“非執行者”，如果智庫所創造的“政策研究產品”不能被政策市場中的買方，也就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執行者”所接受的話，是難以長期生存下去的。可以說，日本國內的政策市場對“外交政策產品”的低需求度與高准入門檻，影響了該領域智庫的發展規模。
第二，資金來源匱乏限制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的發展，難以享受到充分的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國內社會對智庫的認知程度低，再加上缺乏捐贈文化傳統，導致日本智庫難以依靠民間資金維持運營。
在日本，由經濟界和企業主導建立，主要關注經濟、產業政策研究的智庫發育得較為成熟。並且，在當今全球化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這些智庫也開始涉及一些國際問題相關領域的研究。但是他們生產的“政策產品”，最終的服務群體更多的是所屬企業或相關產業，而非日本的外交領域。日本的外交政策智庫的財源，目前主要依賴國家行政框架下所提供的委托研究資金與補助金。由於近年來日本經濟持續保持低位運行，政府提供給外交政策智庫的資金規模也出現了萎縮。財源單一與資金不足，限制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的發展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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