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華外交的文化理解與“一個中國”的文化戰略
劉建平說，在中國的外交輿論和國際政治學術話語中，“弱國無外交”所暗示的“強權外交論”、“相互依存”所暗示的“經濟利益決定論”居於主流。這反映著概念先行而缺乏外交史實證研究的知識貧困或把外交空洞化地理解為要麼軍事恫嚇、要麼經濟籠絡的文化虛無主義。
從中國外交受困於台灣、南海、東海、人權、民族等一系列的問題史來看，劉建平認為，軍事恫嚇、經濟籠絡並不能解決問題和贏得尊重。
而蔣經國的“學術外交”理念具有啟發性，劉建平認為，因為民間交流形式的共同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既構築了外交的民意支持基礎，又鍛煉了外交所必需智慧能力，在通過知識對話、價值論證而達成戰略共識、國際政治認同的意義上是為本體論外交關係生產的起點。
劉建平表示，從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後處理確立的“戰爭違法化”規則以及聯合國或大國警察聯盟制止武力改變現狀、干涉人道主義危機的事實來看，外交作為強權戰爭威脅面孔的舊時代早已終結，以知識生產為前提、以普遍價值為目標而由知識對話達成價值共識、建構實現共同利益的國際政治機制是為戰後的外交新概念，即文化意義的國際傳播。
劉建平表示，日本的對華外交延續著拒絕戰爭責任、回避“一個中國”原則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精神，但其拒絕和回避並非以對中國施加強權威脅或利益籠絡來實現，而是通過頑強的國際法形式主義交涉爭取的；這種爭取間或採取欺騙的手段，但往往是利用了中國代表較少外交史知識和國際法意識的學術素質缺陷。而80年代以來又增加了知識分子輿論和國民感情的因素，由於知識分子批判中國的輿論主導了日本公共論壇從而帶動大眾民意的負面化，日本政府就越來越敢於對中國採取拒絕侵略戰爭責任、挑戰“兩岸關係”敘事的強硬外交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