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7日電／應用、連通、要素優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內容，要樹立“爬陡坡、過深坎”的長期奮鬥思想，從戰略目標、部署、路徑、運營等方面入手，全方位統籌規劃，構建支撐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協同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契機，拓展大灣區數字經濟協同發展空間。
一、數字經濟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深圳特區報發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盤和林文章表示，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是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提升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的重大實踐，更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為粵港澳大灣區指明了發展方向。隨著數字技術在我國生產生活中應用程度的提高，數字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高質量發展是新的產業與創新生態的磨合過程。然而，目前我國外部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加，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更加突出，傳統產業發展面臨需求減弱、要素成本上升、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產能過剩等多重困難。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發展數字經濟對於我國應對三重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在數字經濟領域，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具有獨特的制度優勢，在科技、金融等領域同樣具備比較優勢，產業鏈也相對完整。在數字經濟賦能下，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雙向聯動，呈現出新的產業網絡特徵，從數據變動態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藍皮書：中國粵港澳大灣區改革創新報告(2022)》顯示，2010年以來大灣區內地9市第一產業經濟占比已由2.0%逐步下降到2021年的1.7%，第二產業經濟占比由49.1%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40.7%，第三產業經濟占比則由2010年的48.9%逐步上升到2021年的57.6%，產業結構逐步呈現出二三產業“雙支柱”的發展態勢。
粵港澳大灣區自成立以來，肩負著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的使命，在經濟發展規模上取得了較大突破。但依然面臨大而不強、產業結構失衡、區域非均衡性突出等多重困境。從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來看，部分產業發展也尚處於無序集聚階段。另一方面，不同於傳統增長模式，經濟高質量發展強調的是一種高效、節能環保的增長方式。有研究表明，大灣區部分城市土地開發強度過高，產業發展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等約束收緊。打造數字灣區，是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紐約的金融灣區、東京的產業灣區、舊金山的技術創新灣區的全新定位。借助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優勢，並結合數字經濟可降低地理因素制約、促進融合創新、產生範圍經濟、發揮監督約束效應等特點，數字灣區建設仍需在以下幾個方面謀劃發力。
二、堅持場景應用先行：優化產業布局，減少灣區產業同質化
文章分析，世界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邏輯表明，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驅動力，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帶來經濟範式的轉變。大灣區傳統製造業規模龐大，尤其中高端製造業的基礎較為扎實，具有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的資源基礎和禀賦條件。當前大灣區部分數字產業化發展較為乏力，根本原因在於數字技術轉化及應用場景受限。按照新發展理念和新的戰略要求，粵港澳大灣區應進一步摒棄傳統發展思維，做好場景和產業規劃。雖然相比於國內其他地區，大灣區自身在數字經濟發展上具備一定優勢，但從全國乃至全球的數字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大灣區的數字經濟仍需要進一步發揮引領和示範作用，數字經濟的價值最終要落點於應用。
從現實情況看，大灣區各城市之間在產業集聚、港口分工、交通物流、招商引資等領域存在同質化競爭現象。下一步應以專業化、高端化為導向，結合自身優勢和上游數字技術基礎研發情況，積極布局以企業為主體的開放式的數字產業中試基地和應用場景實驗室，解決數字技術產業化過程中的難點和斷點。通過全面整合產業鏈，推介優秀數字化轉型方案，讓數字技術在灣區發揮更高的價值，也為灣區經濟結構優化做出貢獻。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弱化地理因素影響，優化灣區內部產業空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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