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爽認為，科技的產業鏈條比房地產、金融業、服務業更長，幾乎能夠橫向覆蓋所有的生產生活領域，可以帶動各行業釋放更多新的優質就業機會，為年輕人提供豐富的上升渠道。因此，借產業轉型升級之機，香港之前無解的社會、民生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第二，在灣區建設的初期，香港與其他灣區城市應鼓勵市場主體多多進行探索，堅持“實踐先行、立法在後”原則。正如“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前無古人的制度創新，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之路也無樣本可參照。與其中央事無巨細地進行頂層設計，對於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橫跨“兩制”的特殊存在，自下而上地生長更能優化資源配置、更有機會創造出“奇跡”。
張爽指出，這一探索式的發展方式對於大灣區內的城市來說並不陌生，在改革開放初期，深圳被設立為四個經濟特區之一，在其後的四十年中，深圳抓住機遇突飛猛進地發展，從小漁村一躍成為國際化創新大都市，在新時代更是榮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殊榮，自我創造了“經濟特區”的內涵。而與深圳同時成為經濟特區的汕頭，則沒有抓住自我生長的機會，被甩下了高速發展的列車。2019年2月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只提供了框架和發展目標，具體細節還需區域內城市自己填充、創造、推動。“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香港與其他灣區城市應該樹立“實踐在先，立法在後”的觀念，讓灣區內多個市場主體自己“踩”出一條路，例如灣區內城市在某一項業務的合作上需要更多政策便利，當類似的訴求越來越多，各城市的政府經考察、協商後認為可以放寬限制，於是就可以出台新政策。這樣形成的融合是自然、自發、自覺的，既有實際意義，兩地民眾的心理接受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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