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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楨。（中評社資料圖） |
香港社會人才進入管治體系缺渠道
在許楨看來，香港現時並非缺乏管治人才，而是許多社會各領域的人才不願意或不能夠進入到體制當中，其中一大原因在於香港現行的政治體制並不特別鼓勵發展政黨政治，與此同時各方對香港民主化步伐的認知和所期望的方向存在一定距離，令普選的落實遙遙無期，在此情況下，香港的政黨難以成為培養管治人才的平台，香港政黨本身的發展亦受到很大限制。
許楨分析說，對於任何一個領域、任何一個行業的人才而言，尤其是香港最頂尖的人才，他們不僅通曉兩文三語，而且人生發展的歷程往往並不局限於香港本地，內地、日韓以至歐美，都可以成為這類人才施展自身才華的舞台，他們既可以在大型商業機構工作，也可以選擇到公營機構服務，甚至可在專業領域尋求發展，老一輩的梁錦松、王冬勝等職業經理人都是很典型的例子。他續指，如果沒有比較完整的晉升階梯或者能夠預視得到的發展空間，社會上的優秀人才很難在自己三、四十歲、最黃金的人生時期，貿然放棄在原本崗位上已取得的不錯成績，從而投入到政府的工作當中，即使一個人才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並且有意願為社會服務、擔當負責任的決策角色，這個人才亦需要知道，自己憑藉努力大概可以在所屬機構或領域得到怎樣的前景，否則能力和決心再大的人才，都難以在不可預知的風險下付出寶貴的青春和巨大的精力。他認為，當今香港的掌權者應當為人才營造適當的環境，以吸引人才投身公共事業，讓他們有機會一步步磨練和打滾，並在公共事業領域發揮所長。
談及政黨政治、民主普選與彌補管治人才短板之間的聯繫，許楨回顧說，1997年以前香港的決策層由英國人組成，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在倫敦的英國人，包括國會議員、大量的智庫學者及其帶來的學術支援以及殖民地部、英聯邦部、外交部的相關行政官員；另一部分是在香港的英國人，包括本身擔任駐港三軍總司令和行政機關最高代表的總督、總督以下的文官武職以及洋行、銀行、公用事業（煤氣、電力、交通）等範疇的在港英商；還有一部分是海外政務主任，即由英國人擔任的政務主任崗位，他們從英國調來香港之後，表面上跟香港本地的華籍政務主任混合在一起工作，但是實際上他們才是香港和倫敦、香港政府和總督之間的溝通與決策橋樑，掌握了這一橋樑，某程度上就成為了決策者的一部分，由此可見，1997年之前香港原有的整個決策大腦，起碼在表面上隨著香港回歸而與香港切離開來，香港不再有海外政務主任、不再有總督，香港的法規和行政指令不再簡單直接地參考英國或其他英聯邦國家，這一情況帶來的空白如何填補，其實並未在回歸的過程中明確指明。
許楨認為，為了填補這一空白，香港有必要思考長遠是否需要推行民主普選和政黨政治。他指出，一般而言發展民主普選的目的是要強化行政當局的認受性、提升其政治動員能力、令其在爭議性議題上展開遊說時具有更大的民意授權，而政黨政治則是民主普選的一種載體，以既有的成熟經驗來看，雖然不同國家實行不同的選舉制度，因此會衍生出不同的政黨生態——例如英美偏向兩黨政治，歐洲大陸或拉美國家則偏向多黨制——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民主普選的時候，不同時以政黨政治為基礎，其中的競選機器、執政架構、在野平台等其實都是以政黨為載體。他表示，無論採取哪一種選舉制度，具成熟經驗民主社會的運作總是以政黨為核心支柱，即使還有智庫、學術機構、民間壓力團體、社會運動等元素，但政黨總是優良民主政治的前提，因此除非認為香港的民主沒必要或不應該進一步發育，否則政黨政治在香港將成為很難迴避的一個議題，就算參考臨近的新加坡這一亞洲式的民主經驗，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歸根結底也是一個政黨。“如今香港所實行的‘一國兩制’較多建基於1980年代的社會狀況，當時未必對這一議題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確的答案，而經過香港回歸20年來的實踐和發展，今時今日已有必要對此作出檢視，從而令未來的路走得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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