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治人才至少須具三內涵
許楨表示，回顧香港歷來四位特首，都逐步加深了對拓展人才孕育溫床工作的認識，並採取不同措施在拓寬香港管治人才發展空間方面作出了努力：董建華開拓了問責制，曾蔭權在此基礎上把問責制擴展到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梁振英令這一制度穩定延續，而如今林鄭月娥則希望令中央政策組進一步發展出管治人才孵化器的功能。至於這一系列步伐是否足夠快、力度是否足夠大，他認為要留待接下來的實踐效果才能下結論。
而在目前民主普選與政黨政治發展暫時受限的情況下，許楨認為，香港仍可考慮循擴大問責官員體系、善用中央政策組或其他特區政府內部空間、優化特區政府所委任諮詢架構（獨立委員會）功能及其與特區政府常設機構的關係等發展方向，培養一些合格的管治人才。在理順制度結構以外，他還建議為培養管治人才的實踐過程賦予更多內涵，而這些內涵長遠亦可令制度不斷延續、微調和反思，而不至於不停革命和顛覆，否則將不符香港作為一個講求制度和普通法的法治社會的精髓。
內涵其一是怎樣看待香港自己的歷史？許楨論述指，今屆特區政府中有不少問責官員都出自殖民地時期建立起來的公務員體系，姑且不論中國歷史和內地視角，他們對於香港歷史認知的角度是否能夠站在香港人利益的角度？是否能夠客觀、公平、公正以及富有道德感？是否能夠在看待香港歷史時撇除中環或維多利亞城（英國19世紀佔領香港後在港島西北部建立起的殖民地核心地帶，約為今香港中西區和灣仔區一帶——記者註）視角？他認為，這些是香港培訓問責官員的過程中必須要正視的問題，正如“以史為鑑”的道理，如果對歷史的認知不正確，對其他事情的認知亦很有可能存在漏洞和錯誤。
其二是怎樣理解香港在中國現代化歷程當中的角色和命運以及香港應如何自律。許楨認為，香港社會很講求自由，也就是崇尚能夠做很多事情的空間，但這就像一個小孩，有很多東西可以吃，但吃太多薯片是否有益，相信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這其中就涉及自我控制，因此所謂的“自律”，就是包括問責官員在內的香港朝野之間究竟如何理解主權、政權和治權三個層次（另見稿）的概念及三者之間的關係。他直言，如果搞不清楚這些概念，就會像過去幾屆特區政府任內都出現的問題，香港朝野把屬於主權和政權的問題，錯誤視為香港治權的範圍而進行討論，但是事實上一些涉及主權和政權的問題是不可以隨意討論的。“治權的基礎是政權，政權的基礎是主權，這些關係搞錯了，就不會有正確的管治觀念。”
其三是香港固然要維護或發展自由、民主和法治等過往一直行之有效的價值觀念，但是更重要的、也是具成熟經驗的民主社會過去講了幾百年的理念是：在此基礎上，一個社會有無一些新的前進發展方向和價值觀念值得提出和探討？許楨舉例說，歷史上不少具成熟經驗的民主社會在未動搖自由、民主和法治，甚至這些價值觀念的基礎比香港更牢固的前提下，亦曾試過社會仍然躁動不安、民眾仍然有各種不滿，這就說明在自由、民主和法治以外，還存在其他價值觀念或其他精神追求，而公眾認為這些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是政府應當要帶領社會實現的，這些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包括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與大自然的共融、城市與鄉村郊野的並存、公眾對於更高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的追求，以至對於教育、社會福利、醫療和安老等方面更理想狀態的願景，這些元素表面上看是政策問題，但實質上涉及到一個社會對於理想家園的想象，這是需要政府官員認真思考和謀劃的問題。他續指，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多年來都要應對一些非常幼稚的政治爭拗，但他們其實亦可以反過來轉守為攻，在這些問題上為公眾提出新的構想，從而淡化一些毫無建設性的政治爭拗及其給香港社會所帶來的困擾，由此帶領香港繼續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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