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6日電（記者 黃博寧）本月12日在立法會宣誓時大放厥詞的梁頌恒、游惠禎近日竟赴台“播獨”，傳授“自決”經驗。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兼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指出：第一，兩人的行為清楚表明其不接受“一國兩制”及違反《基本法》的“港獨“立場，客觀上鞏固其在激進陣營的地位與代表權；第二，高等法院的法官已很難有“放生”二人的理由，若最終判政府勝訴，則可能是對其既往“人權法理學”和“普通法傳統”立場的合理調整，是香港司法兼顧基本法秩序與國家整體利益的自覺與進步；第三，未來中央及特區政府預期會採取行政、法律等管制手段限制港台“兩獨”人員的往來串聯，但網絡上仍會有豐富的互動支援，威脅特區政府的管治秩序，同時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本地化挑戰依然不容忽視。
中評社：怎麼看這次梁游兩人赴台“播獨”？
田飛龍：梁頌恒、游惠禎跑去台灣，宣揚“國際大都會的本土自決”，口稱要“注意大陸威脅”、“港台同仇敵愾”、“保衛共同價值聯盟、捍衛民主自由生活方式”，說明兩人違反《基本法》、不認同“一國兩制”的立場非常堅定。這一方面反映激進派異常強烈的本土意識與自決衝動，另一方面顯示出本土運動在內力不足條件下強勁的“外援意識”，即不但尋求台灣經驗與力量支持，還與澳門、泰國等泛東南亞地區“反大陸”的力量進行串聯，組成網絡化陣線，推進“分離主義”進程，共同抗拒大陸。
再者，台灣本土化與分離運動之經驗模式對香港青年本土派形成最為直接和優先的吸引力，且港台分離運動面對大陸共同壓力下亦自然產生命運休戚感。對台獨力量而言，對港獨的支持與互助亦有助於自身政治利益，從而互相借重，同氣相求。不同的是，香港處於大陸主權控制下的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之內，而台灣之治權相對完整和自主，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比較而言，香港處於更為不利的分離處境，其一意孤行追隨台獨恐承受更大代價和後果，直接損害既有的繁榮穩定以及香港人的根本利益。
中評社：兩人的行為對即將在11月3日開庭審理的司法覆核有什麼影響？
田飛龍：如果兩人對出任議員仍然抱有很高期望，在此敏感時刻，應謹言慎行，以便獲得民意和司法的同情，順利闖關。誰知兩人進一步赴台宣揚“港獨”，加大挑釁的砝碼和力度，客觀上使得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很難再有“放生”理由，而他們和建制派及特區政府之間也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和解餘地。另一方面，兩人已經賺足了政治戲碼，坐實了本土派領袖和標杆人物的地位，未來可再戰立法會，也可重新走向街頭。
從其過激表現來看，有著很強的機會主義色彩，不以民意與司法諒解及重新宣誓闖關為唯一目標，而是對司法複核失敗及重新街頭化保留充分空間。這是不負責任的政治行為，表明其未能完成從社運骨幹向立法會議員的角色轉換與政治成長成熟，也就不適合重新宣誓就任議員。未來如何成長成熟，很不確定，難以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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