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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敦義。（中評社 張嘉文攝） |
1970年4月，經國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分訪問美國，在紐約廣場酒店（Plaza Hotel）的大門口遭遇槍擊。刺客是“台獨”聯盟秘書長與盟員二人。黃姓刺客開槍時，他的右手被身邊的紐約警察推高，子彈飛越經國先生頭上，在旋轉門的玻璃上留下一個彈孔。黃姓刺客立刻被警察與經國先生辦公室主任溫哈熊將軍合力制伏，連同另一位鄭姓刺客一起押走。經國先生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驚嚇，反而主動表示願意與刺客見面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宜，沒有同意。經國先生當天對東南亞工商協進會的演講照常舉行，不受影響，展現的鎮定與氣度，令紐約僑界與國際媒體大為嘆服。在台灣戒嚴的年代，能有幾個大官做得到？四月底經國先生回“國”時，各界數千人到松山機場迎接並致敬。我接到“救國團”的通知前往歡迎。他走過我們身邊，微笑揮手，親切自然，平易近人，毫無官僚氣息，令人印象深刻。
1974年我從預備軍官退伍前，申請到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念碩士，同時考上本黨中山獎學金。出國前，經國先生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請我們10位中山獎學金同學吃早餐。他親切的問我們去哪一國，哪些學校，讀甚麼研究所，希望我們早日學成回“國”服務。那是我有生以來跟他接觸時間最久的一次會面，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吃飯，我也下定決心，取得學位後，一定要回“國”服務，貢獻所長。
提到中山獎學金，我忍不住要說，最近黨部向黨產會要求解凍辦理中山獎學金的經費被拒絕，因為他們引用據說CIA在1979年的報告說，在美國大學校園有台灣特務學生。我要表達嚴正抗議。民進黨執政過八年，難道沒有去查過嗎？毫無證據就指控污衊，我們中山的同學絕不接受。
事實上，2007－2008年我競選“總統”的時候，我的老師孔傑榮特別來信表示，馬英九如果是特務學生，我絕對不讓他進博士班。
言歸正傳。1981年，我在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並在紐約工作半年後，返“國”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三個月後兼任“總統”英文秘書，開始我追隨經國先生七年的日子。第一天擔任傳譯，我應該就讓經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那時我還是個90公斤的壯漢，那個傳譯的座位，卻是一張在經國先生與外賓之間的小板凳，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進去，挺胸坐正，膝蓋一頂，就把茶几撞得晃了好大一下，茶杯裡的水全都灑出來，相當尷尬。後來“總統”秘書室的盧主任，還特別交代總務人員，要拉開茶几跟板凳的距離，以容納這位新來的胖秘書。那年經國先生已經71歲，我才31歲。
各位都知道，經國先生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是當時中國最有權力的領袖─蔣中正“總統”─的長子，卻在16歲那年，主動要求去蘇聯留學，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共產主義思想與政策，再去列寧格勒的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校深造，還被派到烏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廠中做工，體驗基層勞工生活。他在當地娶了同事方娜（蔣方良女士）為妻，一度因為蘇共的路線之爭，與父親決裂。留俄12年，養成他一生堅強、親民、平實的個性，並充分瞭解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民國26年（西元1937年）返國後，經國先生從贛南初試啼聲，到上海奮力打虎，最後在台灣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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