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4日電／上半年中國統計數據出爐，廣義貨幣供應量、新增社會融資規模、新增人民幣貸款等總量指標明顯高於去年，信貸資源投放加快向小微企業、製造業傾斜，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進一步降低，一系列數據顯示中國支持實體經濟成績十分突出，力度持續加大。進入經濟復甦新階段，在貨幣信貸政策要繼續發力之外，更要關注中國中國業的長期性問題、歷史性問題，以多管齊下的改革方式避免或消除政策“後遺症”，增強中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超預期”貨幣信貸政策下中國長期問題未解
中國網發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副所長餘凌曲文章表示，從全球範圍來看，“超預期”貨幣及信貸政策成為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以及推進經濟復甦的重要手段。美聯儲推出“不設額度上限”的量化寬鬆政策，以維護中國市場平穩運行；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先後擴大向市場注資的量化寬鬆計劃，並執行負利率政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最新的《全球中國穩定報告》統計，今年上半年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通過貨幣寬鬆政策累計向市場注資逾6萬億美元，超過2008年“雷曼事件”發生後兩年時間注資規模的兩倍。
相對發達國家而言，中國仍然保持著正常的貨幣政策，各項關鍵政策利率離“0”還有相當的距離，以降息方式擴大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仍然有效。在應對疫情衝擊上，中國除了降准、降低MLF等政策利率等常規的逆周期貨幣政策調節外，也推出了一系列“超常規”、“超預期”貨幣政策，包括股票市場開市前兩日超常投放1.7萬億元流動性、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5000億元復工復產再貸款再貼現、1萬億元普惠性再貸款再貼現等，為“六保”“六穩”提供資金支持。央行統計數據也顯示中國關鍵中國指標出現了“超常規”上漲，上半年廣義貨幣（M2）餘額連續4個月保持兩位數增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增長了42.6%，新增人民幣貸款比上年同期增長了25.0%。
在“超預期”貨幣信貸政策推動經濟復甦的同時，中國中國體系長期性問題、歷史性問題也更加凸顯，可能進一步演變為超常政策的“後遺症”。
一是宏觀經濟杠杆率攀升。杠杆率高一直是影響中國中國穩定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經過連續多年的“降杠杆”措施，近兩年來中國宏觀杠杆率保持在250%左右。根據國家中國與發展實驗室測算，2020年一季度中國宏觀杠杆率從245.4%上升到259.3%，達到歷史新高，預計二季度宏觀杠杆率還會再創新高。儘管說對疫情期間杠杆率上升應該保持“政策包容性”，但中國投資擴大、信貸增長往往具有“棘輪效應”，使得杠杆率易升難降。即使經濟增長恢復正常，相關基礎設施等固定資產投資仍將長期處於投入期，推進信貸水平和宏觀杠杆率進一步提升，中國在2008年推出應對全球中國危機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即是如此。
二是房地產等資產泡沫膨脹。中國居民儲蓄率高，但財富管理市場還不夠成熟，投機炒作心理較重，貨幣供應增強往往推動形成部分領域的資產泡沫。由於房地產先前強大“財富效應”預期，居民投資房地產、持有房地產的意願強大，增量貨幣供應很可能順勢流入房地產領域，助推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目前以深圳為代表的部分城市在今年上半年出現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有相當程度是信貸增長和增量資金的推動作用形成的。另外，上半年股票市場上也出現了與實體經濟走勢明顯背離的“小陽春”，主要股票指數均出現快速上漲，創業板指收益更是高達50%以上，中國市場上資金不斷流入“堰塞湖”風險明顯加劇。
三是中國支持實體經濟機制扭曲。中國中國體系“大而不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中國業的監管體系、市場程度、創新活力、服務水平等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仍不匹配。以銀行支持中小微企業為例。在美國大中企業往往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留給銀行的市場只剩下小微企業和住戶部門，“逼迫”銀行業不斷提高風險定價和風險管理能力，來爭奪小微信貸市場；而中國中小微企業卻往往要在監管部門出台“普惠性中國政策”的照顧下才能獲得中國服務，監管機構需要給銀行不斷加碼所謂“普惠中國指標”來推動中小微企業融資。在疫情防控下，中小企業生存狀況更加艱難，“普惠中國指標”也只能定得更高，而銀行按照監管標準達成“普惠中國”發展目標又與銀行風險管理和經營發展相違背。根據央行統計，截至2019年5月單戶授信10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是5.9%，分別較大型企業、中小企業高出4.5個和3.3個百分點。如果不能推動商業銀行真正按照風險程度提供信貸服務的話，“普惠中國”只能成為商業銀行承擔的“監管成本”，而不是大力創新拓展的“中國藍海”，提升中國支持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能力也終將成為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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