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29日電／G20杭州峰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中國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邁向新階段。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積蓄了厚重的力量，使中國能够對全球經濟治理進行協調和引領。有形的力量之下蘊藏著無形的智慧，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亟待轉型之際，中國究竟能够貢獻怎樣的智慧？筆者認為應當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中尋找答案。
首先，以“利不悖義”的義利觀為全球經濟治理樹立個體層面的行為准則。孔子在《論語》中提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也倡導“居仁由義”。“利”之取得不可有違“義”之約束，這就為人類追逐利益的實踐活動提供了指引、設立了標准。“義”與“利”并非對立關系，中華傳統思想主張以義取利，“義”是實現“利”的道德指引。并且，在必要時須棄利而行義，“義”因而也是評判“利”的價值標准。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具體實踐中，這樣的義利觀要求各國不得為追逐個體或局部利益而損害它國及全球層面的整體利益，不得通過轉嫁危機來規避風險，不得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犧牲人類長遠的共同利益。
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期間，西方主要國家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政策，致使全球經濟狀況加劇惡化，極端民族主義思潮迅速蔓延，貿易摩擦逐漸轉化為軍事對抗，最終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慘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在東亞各國均身陷貨幣大幅貶值的危局時，中國頂住國內出口下降、需求不振和失業增加的巨大壓力向世界莊嚴承諾維持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并通過相關國際組織和雙邊渠道向泰國、印尼等受危機嚴重衝擊的國家提供援助，為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的經濟秩序和安全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利不悖義”的責任擔當。
其次，以“親仁善鄰”的合作觀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在區域層面的發展。先秦思想中不乏睦鄰、友鄰的相關論述。曾子有言，“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指出了與鄰為善的重要性；墨子宣揚“兼愛非攻”，堅決反對恃強淩弱。明朝初期更是將以德睦鄰作為發展對外關系的主導方針。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了持續而深遠的負面影響，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紛紛實施自利的量化寬鬆政策時，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并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旨在促進相關國家在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等諸多領域的互聯互通，為周邊基礎設施落後國家提供建設資金支持，為全球貿易增長與經濟複蘇注入開放性和活力。中國以多邊主義為依托踐行利濟天下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奉行與鄰為伴的睦鄰、安鄰、富鄰政策，這與19世紀美國以界定和宣示勢力範圍為動機在美洲推行“門羅主義”有著本質區別。在不斷并行發展的全球化和區域化趨勢下，中國開展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并積極推動區域間的深化合作，為有效全球治理的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這充分展現了中國“親仁善鄰”的大國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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