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對話郭一鳴：
中評社：面對目前的香港社會問題，您能否開一劑“藥方”？
郭一鳴：香港過去的抗爭示威，實際上是因為港府在管治、經濟、民生的規劃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年輕人的流動、房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讓市民感到沮喪，怨氣逐漸積累，再加上政治問題相互攪合，才爆發出了街頭運動。如果特區政府能夠給予市民更多的保障、好處，怨氣就會減少。怨氣減少以後，市民支持反對派的政治誘因就會下降。
正常市民的顧慮，一般是擔心自己失去工作、失去房屋、股票下跌、子女不能上好學校等等。但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你就不會有顧慮。因此，結構上的矛盾不容易解決，而且也不是香港政府可以解決的。此外，有些人在情緒上就是“反中”，“懼共”，在主觀上是無法改變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提供一個良治、善治的施政理念，從這一方面入手。
中評社：有否案例可以佐證？
郭一鳴：回歸初期，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一樣是小圈子選出來的。他當選后，提出了一個願景，“八萬五”，當時香港的民眾對於回歸，心裡有一些忐忑，也有一些人有期待和不安。這個時候，他提出一個願景，是給予社會大眾一個鼓舞。回歸初期，他的民望高達70%－80%，同樣是特首，在當時卻可以獲得如此高的民望，可想是多麼可怕。這樣的高民望和民主毫無關係，就是因為給市民帶來了期待。
並不是說沒有普選，沒有23條立法，沒有重啟政改，任何事情就做不成，並不是這樣。
董建華執政時的問題在於，他提出了願景，但是執行和落實沒有跟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