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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主任郭建青。（中評社 蘭忠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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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12月5日電（記者 蘭忠偉）由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四屆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論壇——“中共十九大前後的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研討會，12月4日在澳門舉行。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主任郭建青在論壇中表示，小小的澳門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程中，既有與中國特色“和平、友善、互利”一致的地方，更有自己獨特的“務實、靈活、開放、包容”，特別是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中葡民族的友好相處，對現實有著重要的啟示和作用。他指出，澳門要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大戰略和“一帶一路”的實施重要良機，進一步拓展，加強與各國各地區的人文交流與合作，做出獨特的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延續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
“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主要是漢朝與當時的世界不同地域，包括古羅馬帝國、古埃及等在2000多年前進行商品交易，在不同國家、地區的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中進行相互碰撞的結晶，眾多歷史、經濟、文化的研究者把之歸結為“絲綢之路文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7年把“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研究”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發展十分規劃”，旨在推動東西方全方位的對話和交流，促進世界和平。
郭建青說到，以東西方商品貿易交流為主的“絲綢之路”通道有兩條，一條是陸地上，從中國當時的長安經陝西、甘肅到西域、中亞、西亞，一直到古羅馬。另一條是海路，從秦漢時期的探索階段，東去朝鮮、琉球、日本，並向西南各地游戈。在東漢前夕穿過馬六甲海峽抵達印度南端，在那裡與東來的羅馬、阿拉伯商人連接起來。到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有較快的發展，廣州港海上航線四通八達，政府設立專門的監管稅收機構、市舶司。宋朝時期，東西方海上航路暢達。元朝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大發展時期，中國海上交往的國家地區增至100多個。福建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為中外商貨集散和萬商之聚的國際大都會，比廣州更加繁盛。
隨後建立的大明王朝，在洪武年間，遣使31次訪問12個國家。而到永樂帝的明成祖期間，恢復了浙江、福建、廣東原有的“市舶提舉司”，並促成了鄭和從1405到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七次下西洋的偉大壯舉，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達到了鼎盛輝煌時期。鄭和七下西洋，到達亞非近40個國家，把海上絲綢之路延伸到了非洲東岸赤道區。這一時期中國的商人已將東南亞、印度、馬來群島的許多通商口岸當作商船通往波斯灣和非洲東海岸諸國之間的貿易中轉站，建立了自太平洋西岸至印度洋北部範圍廣闊的國際市場網絡，很可惜，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由於鄭和龐大的船隊遠航被推上繁榮盛極一時的局面，在中西交通史上為期太短暫，隨後的時期的明清政府的決策者的海外貿易、對外政策都趨向於保守，搖擺不停，有時甚至實行“海禁政策”，或禁多於放，以至於整個封建社會發展逐漸處於緩慢、停滯，以致最終落後。從整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來看，有這麼幾個特色：
第一、和當時執政者的思想政策、魄力有關。如漢武帝、唐太宗、朱元璋、朱棣等有作為、思進取、充滿自信，要與外界交流。最高統治者的思想、心態決定了對外交流、航海、貿易的相關機構的建立、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第二、和當時中國的國力、生產力、科技水平相關。唐朝不用說，元朝時期泉州港、海上絲綢之路大發展，是當時宋朝積累下來的財富和生產力、科技水平的提高。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又可通過交流吸取各國的先進技術加以豐富和完善，使得航海技術條件、造船技術進一步提高。指南針、羅盤用於航海，使航行安全提高，物質、科技水平提高是鄭和下西洋船隊規模空前的主要因素。
第三、對外交往貿易的方式官方和民間配合出動。剛開始的漢唐時代，以民間的貿易為主，宋元明政府鼓勵，加強管理，“鄭和下西洋”可以說是完全的官方政府行為，但也帶動了民間對外貿易的繁榮，彼此互相促進。官方控制下的有限量的“朝貢”方式，和民間貿易，甚至“走私”（明末的鄭芝龍等家族為代表）並存。
第四、出口商品明顯“中國特征”。這一階段的中國出口商品，既完全符合“海上絲綢之路”的名稱，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民間商人和鄭和船隊攜帶大量的中國產的絲綢及紗羅、錦緞、茶葉及中國的鐵器等進行交易或是“贈賜”，進口商品則主要是乳香、血竭、安息香、蘇合油等各種土特產。
第五、和平互利的“海上絲綢之路”。可以說自始至終，“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和平的，公平互利”交流之路，無論是在當時中國政府國力最強盛時期，還是衰弱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往都是和平、友善、互利，完全沒有後來的強權、掠奪，更未存在殺戮殖民現象。對促進世界各地的聯繫和物質文化的交流，並在聯繫和交流中得到發展和繁榮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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