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收回對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的治權及政治基本盤的把握上存在盲區，我們必須要檢討自己的工作。即便有外部因素，但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所以首先要檢討自己。”魏南枝也表示，特朗普上台後，美國軍方和商業利益對政治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香港受到的外部幹預有可能會越來越強，但可能會用意識形態之外的其他方式。
中央對港工作要“戒急”和“底綫清晰、兼容并蓄”
魏南枝認為，首要的是要根據香港的現狀進行實事求是的路綫與政策調整，要看到香港工作是一個長期工程，不能要求我對港工作部門追求短期政績，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既要“戒急”，又應當“底綫清晰、兼容并蓄”。“戒急”就是不能以數字論英雄，不能認為建制派在立法會和區議會裡占多數，就是對港工作部門的工作做得好。這相當於把對港工作的成效和一部分人的得失捆綁在一起，中央政府的權威容易被利用。依照這種邏輯，部分建制派可以一方面和香港老百姓顯示自己得到了對港工作部門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去和相關部門邀功。我們如果看不到香港作為“最自由經濟體”實質上是賦予了資本最大自由，如果僅僅用數字論英雄或者認為經濟發展數字決定一切，繼續原有方式給香港派糖；恐怕最終還是工商界拿得多，香港普通市民得到的少，會進一步惡化我對港工作“親資本”的形象。
“底綫清晰、兼容并蓄”就是要能够聽不同的聲音，既然要保證香港的高度自治，就應該在“底綫清晰”的前提之下，讓不同階層、不同意見的人進行有效博弈，這才是有利於香港形成一個健康的政治生態。而對於下任香港特首人選，魏南枝表示，作為香港特首最根本的就是中央信任和服務香港。
建制與反對派之爭 體現政治代表能力下降
對於香港的建制與反對力量之間并不是一般政黨政治中的左右之爭，而在於是否支持中央的爭論。魏南枝表示，香港的問題與歐洲有相像之處。歐洲政黨以前是以左右區別的，但現在更多成了支持與反對歐盟的區別，在香港就被簡單化和口號化地歸結為支持還是反對中央政府在香港有效行使治權的區別。這背後反映了西方現代政黨力量的政治代表能力在趨於萎縮，用一個泛化的議題把本應細化的政治光譜粗化了。這是整個西方世界普遍產生的問題，背後是資本力量、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三者之間關系的失衡，當政治和資本越來越捆綁在一起，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普通民衆無法發出聲音或者發聲渠道受阻，大衆力量就會采用刺痛精英的方式來進行反抗，否則川普就不可能贏得2016美國大選、英國也不會“退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