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咏駿用“critical citizen”來形容現在香港大學院校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他們高知識、高裝備，搞出來的東西比普通人更厲害，更好玩”。面對著這些年輕人的政治訴求，洪錦鉉指出政府不應該像教訓小孩一樣對待他們。“不能說你這個語言是民粹的、不理性的，就不願意認真聽。（政府）必須要聽，思考為什麼會有這一種想法，而不是用另一種聲音蓋過，要求你一定要聽我的。就像是父親如果一直教訓孩子，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孩子就會越教訓越遠”，他建議一定要先把年輕人的情緒靜下來，否則是“硬撞墻”。
束沐建議，無論是香港內部的政策制定，還是在香港與內地事務方面，讓香港青年有一個制度性的管道來表達訴求和隱憂，“單純強調傾聽的話，有些年輕人可能認為地位不平等，你在上面、我在下面”，年輕人無處表達訴求，才會訴諸激進主張。
檢討教育政策 齊呼籲促進青年向上流動
重新聚焦問題本質，把在座的各位青年學者重新拉回到新的共識框架中。很快，隨著圍繞香港青年問題屬性與香港青年參政的討論逐漸深入，前兩項共識初具雛形。
此時，論壇上半場被熱烈討論的教育問題，再度被擺上了檯面。朱岩和李浩然都發現，香港本地教育所培養出的人才結構，面臨著與現實就業需求嚴重不匹配的局面，出現了“有人無工作，有工無人作”的尷尬窘境。李浩然還指出，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企業雇主對年輕人繼續教育的支持太少，他舉例，政府目前提供了每人一萬元的進修補貼，開放給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申請，但一方面，他認為政府目前投入太少，完全可以加大金額，“讓一部分工作的人去學院進修、學習新的技能，其實這些錢不浪費的，也很有效果”；另一方面，他認為年輕雇員目前壓力太大，每天晚上九十點才下班，根本沒有提升視野的空間，所以雇主也有責任鼓勵年輕職員參加繼續教育。
香港年輕人的壓力，引發了在座學者的共鳴。鄧咏駿指出，不像上一代人還有投資、股票等資產，年輕人的收入都來自於勞動，“他們永遠是分配最少的一群，怎麼給他們合理的待遇，是需要思考的”，他還表示，香港面對的這個困難很快就是整個中國面對的困難。陳志豪也發現，香港年輕人逐漸捲入了“資本賭博”的漩渦之中，“以我自己為例，如果我不買房子，我看著周圍房價在漲，我的現金購買力也越來越低，如果去買股票投資，我又要面對風險”，他認為，現在整個香港社會都受到資本壓迫，“你投資有風險，你不投資就會虧本，所有人都去參與資本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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