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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秘書長張國義（中評社 束沐攝） |
趙汀陽認為，“憲法”本質上是一種規則，而所謂“合法性”實際上對強者有利的博弈均衡，理想化的憲法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但可以作為一把尺子衡量現實與理想的距離，所以憲法是處於不斷完善中的，而一部好的憲法就是讓人權衡自己的利弊後寧願留在這個遊戲中；他指出，“民主”不只有一種形式，《上書》中提出的“五方四列”的“天人共謀民主”值得今人思考借鑒；而關於“價值”，他認為“普遍必然價值”才是實質性的“本身好的自足價值”，而“自由”、“民主”等是人創造出的工具性價值，理解上就可能出現歧義。
“港獨”歷史社會成因混合交錯 支持釋法事關國家忠誠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分析並對比了台灣與香港的“獨立”運動與思潮。他首先介紹了中國從“天下體系”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的歷史過程，他指出，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是在抗日戰爭中逐漸被明晰化的主權概念，而1949年後中國又學習蘇聯的民族識別法劃出了56個民族，因而今天形成了具有分裂主義政治訴求的“族群民族主義”問題。馬戎表示，出現“港獨”和“台獨”的問題，一方面是來自於長期的殖民統治形成了一種新的認同，殖民地所經歷的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法治制度會成為獨立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作為自治體的性質地區也存在著主張獨立的條件。
馬戎進一步分析了“港獨”問題的歷史社會進程與原因：第一，1949年中國政府並沒有立即收回香港，隨後大量內地人因逃避“土改”、“反右”和“文革”湧入香港，他們難以正面接受大陸政權；第二，內地並沒有對香港社會做系統的研究，不了解香港社會的結構、問題、現狀和矛盾；第三，“九七”後內地駐港機構團結交往的方向有了轉變，從聯合工會與中下層變為聯合上層穩住香港；第四，香港製造業轉移至內地，香港底層民眾收入下降，生活成本提高，對現實高度不滿；第五，回歸後沒有及時修訂香港教科書，延續了殖民地的歷史教育；第六，香港年輕人到內地體驗生活後反而加劇了對內地的排斥；第七，外部勢力干預；第八，香港社會每年對大陸政治風波的關注。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感慨，他原以為“港獨”在香港沒有社會基礎，但他看了“宣誓風波”的視頻和背景介紹後才感受到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他指出，對人大釋法的支持，不僅體現了我們對憲法的忠誠，這背後也涉及到公民對現代主權國家的最高政治認同的問題。他表示，這些“港獨”議員既然要參加香港特區的政治遊戲，就要遵守遊戲規則，否則就安於從事社會運動，如果先期承諾參與遊戲，然後推翻之前的承諾，這在政治學上是對立的。
宜通過香港內部博弈解決“港獨” 建構統一的民族論述
不過，任劍濤指出，中央的釋法舉措是多年來內地“因亂治國”而非“因序治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投射。他認為，當香港沒“亂”的時候，中央就仰賴香港議會、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博弈，一“亂”的時候又總是把最後才應該使用的手段拿出來的，結果變成一種政治高壓，各方不接受不行，博弈空間又迅速收窄。因此他建議，內地不宜用管理內地的思維來處理香港問題，對其餘宣誓有問題的議員究竟要“乘勝追擊”還是“區別對待”仍需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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