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中評社 束沐攝） |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明提醒在座的聽眾，近代以來，中國人常常在左和右兩派思想敘事中做出選擇，左是指階級解放為目標的革命敘事，右是以個人保障為目標的啟蒙敘事，然而香港問題則又把我們拉回到近代史的時空之中，也就是康有為提出的“保國、保種、保教”的國家建構問題。他指出，民族可以往分離的方向建構，也可以向統一的方向建構，他呼籲國人對左右兩派的敘事保持清醒。
陳明認為，“一國兩制”是當年中國在國家權力不足、同時在制度倫理上透支的情況下，以小博大，為把香港收回來所做出的一個妥協性、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同時也要反思自身國家治理方式，提升自己的制度的倫理品格的問題。他認為，“天下體系”與今天的民族國家體系的區別在於，天下是基於中心和邊緣的權力遞減與弱化的制度模式，而在現代國家的邊界以內，權力是同質化的。
“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 應全面準確理解
經過與會學者與聽眾的問答與對談之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做了總結發言。饒戈平認為，此次論壇是圍繞香港問題的一次多學科的交流，是一次智者之間的溝通和對話。他注意到，“宣誓風波”背後所折射的問題是，內地民眾近來出現了一個共同的疑問：“一國兩制”給了香港如此大的政治寬容和優惠，為什麼回歸十九年來聽到的“壞消息”越來越多，是不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本身出了什麼問題？
饒戈平表示，不要把“一國兩制”當成一個政治口號來看待，“一國兩制”是我們國家在特定時期治國方式的一種探索，也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種方案。他希望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看待“一國兩制”。他指出，內地和香港對“一國兩制”本身存在很多認識上的差異，特別在香港被另外詮釋的一套理解，表面上都在喊“一國兩制”、喊基本法，實際上南轅北轍。
饒戈平回顧了鄧小平等老一輩中央領導人對“一國兩制”的構想，他表示，這一設想是當時解決問題最現實最明智的政治選擇，而老一輩領導人的謀劃主要著眼於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香港回歸後，我們對“一國兩制”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是預計不足的。同時，他指出，回歸後香港有些人多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少講“一國兩制”，對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的理解存在嚴重誤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