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的是，融合發展可以為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但並不能保證兩岸必然沿循這一道路走向統一。若推動兩岸走向和平統一，還必須要有其他配套設計。至於有哪些配套設計，我們還需要再研究。
中評社記者：您曾積極就兩岸政治關係問題展開理論探索，並出版了一系列學術理論成果。眾所周知，兩岸政治問題存在一個個難解的結，理論創新就尤為重要。那麼，您認為理論創新對於兩岸定位及未來統一有哪些意義？
王英津：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決定了兩岸的未來統一不可能照搬任何一種現有的統一模式，必須立足於我國現行的單一制，同時又借鑒聯邦制等政治形式的有益成分，進行制度創新，使統一架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我們知道，要進行制度創新首先要進行理論創新，理論創新是制度創新的先導和基礎。可以說，單靠目前的任何一種理論都不能解決兩岸關係問題，必須建構一套混合型的新理論。
從當今世界看，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單一制與聯邦制、總統制與內閣制、以及三權分立架構下的立法、行政與司法，無不在向著相互借鑒、相互交融的方向發展。我們從中得到的啟示是，兩岸關係的複雜性決定了未來解決兩岸關係的理論一定是混合理論。實際上，“一國兩制”理論就是一種混合理論。只有混合理論及體制才能解決兩岸統一問題，因為它具有更大的彈性和更寬鬆的架構，只有這樣，才能包容兩岸雙方的差異。
理論創新對於研究兩岸關係很重要，但創新並非沒有邊際，一方面它必須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方面，它必須能解決兩岸存在的分歧和爭議。誠然，要設計出一個既與一個中國原則不衝突、又不偏離兩岸的政治現實，同時還能被兩岸中國人都能接受的定位和統一方案，確實不容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