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看，我們在大陸的台灣人如果有一個18位的准身份證號，那麼大陸的各種管理系統例如公安、戶政等就很容易將台灣人納入管理，這就很方便了，就不用像現在這樣，交流深化之後常常會遇到8碼和18碼之間不匹配的問題，方方面面都很麻煩。所以我認為根本之道，也就是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創設這樣的系統。
第二個想法是，把居住在大陸的台灣民眾納入大陸的戶籍系統。我們現在有一點像外國人，要辦工作證、臨時居住證等。但如果設法把台灣居民納入戶籍系統之後，包括以後長遠的居住、就學、就業就變得完全在地化，但這個方案怎麼設計得合情合理是可以討論的。所以我覺得，在所謂“國民待遇”的討論中，一些下游的細節措施都可以因地制宜，但根本的方案其實就是台胞證號能轉換為大陸的身份證號與納入戶籍系統。這兩件事情如果能有一個合理的方案出台，我覺得是對“國民待遇”一個最根本的實踐，至於中游下游的實際措施，那都可以再談，而且也都是比較次要的。這兩個我覺得是“硬門檻”，也是實現“在地化”最好的一個宣示。
中評社記者：講到這裡，我們會發現，以往我們談到對台商的待遇時，都會認為他們比照外商是一種優待，但現在又要求回到比照境內居民的“國民待遇”，您怎麼看待這樣的一個轉變？
現在已非台商時代 在陸台灣人只是“次等公民”
黃宗昊：給台資比照外資是早期吸引台商的思維，但現在的趨勢和以往不一樣。早期台灣人來大陸主要是台商來投資，但現在除台商外還有很多的人才流動和就學就業。過去，台商比較看重的是特殊身份和特殊待遇，但現在對我們這些來大陸就業的台灣人來說，身為台灣人確實“身份特殊”，但我們非但沒有特殊待遇，在行政管理上常碰到障礙和不便，受到的是“次等待遇”，讓我們在大陸感覺自己是“次等國民”而不是“特權階層”，完全不是。
所以，就像剛才講的，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資金少，為了吸引資金才會有優惠政策。為了吸引資金過來，就給外資、港資、台資很好的待遇。而現在大陸自己的資金也多起來，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應該要產業升級，這些優惠也在逐步取消。因為產業政策是時代的產物，這些優惠措施在當年的情勢下是合理的，而現在被取消我覺得也是合理的。在新的時代前來大陸的台灣人更多是一般的就學、就業，所以現在的重點可能不在於對台資的優惠，而是對於廣大台灣人民一般性照顧，這一切應該要與時俱進作調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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