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社會，勢必重新反思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傳統主權國家否再願意讓渡各自的權力，卻換取一個毫無作為的上層治理機構？當各國面臨全球性危機無一倖免時，究竟由誰來生產、協調和分配“公共產品”？同時，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因疫情而嘗到苦果，會否給近年來右翼民粹氾濫的歐美打下一針清醒劑，抑或招致更加激進的民族主義？
二是新的人權觀。正如上文所述，“華盛頓共識”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體現為西方普世人權觀的主導地位，但隨著“亞洲價值”、“北京共識”、“中國方案”的崛起，中國大陸逐漸探索出一套以人的生存權、發展權為優先的基本人權觀價值體系，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鑒和示範，因而形成了普世人權觀與基本人權觀並立的兩種範式。新冠肺炎直接威脅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此時不談人的生存權、不談基本人權，而去奢談普世人權，人權二字又有何意義？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無疑給出了答案：舉國之力保障基本人權。群防群治、聯防聯控、應收盡收就是為了維護每一個公民的生存權，結果證明，中國率先經受住病毒擴散的考驗，目前正在抓緊復工復產、決戰脫貧攻堅、努力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維護和增進人的發展權。同樣，新加坡、韓國等東亞地區的防疫措施，也備受歐美輿論肯定。相比之下，那些高喊人權的西方社會，卻充分暴露出歧視與無知，連戴口罩和自我隔離都做不到，最後竟不得不“選擇性治療”、鼓吹“集體免疫”，還要承擔經濟崩潰的風險，教訓之慘痛，反思也必須徹底。
三是新的發展觀。遍佈全球各個角落的分工體系和產業鏈，是冷戰後經濟全球化的最突出成果，也是全球化賴以維繫的經濟基礎。無論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都尚未衝擊到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進程。經濟全球化不僅給發達國家提供了通過金融市場支配產業鏈的不竭資源，也給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式發展搭起階梯。
然而，此次疫情讓全球產業鏈“瞬間斷裂”，更加凸顯出在全球性危機下，已經不存在絕對可靠的避險資產或資金“避風港”。特別是當各國第一次認識到原本強大的全球產業鏈原來如此不堪一擊，連醫用口罩、消毒液都成為“戰略物資”之後，是否會出現一波重新建立國內垂直產業體系的浪潮？暫且不論各自區域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光是疫情後應對可能出現的“大蕭條”就已經相當艱巨。但無論如何，這次疫情倒逼全世界政治經濟精英重新思考：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孰輕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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