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個空間論”既是方法論，也是實踐指南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⑨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孕育於7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和大陸對台工作的實踐經驗之中，同時也指導著我們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對台工作實踐。“兩個空間論”堅持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強調了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台獨”分裂活動的底線和紅線，這是“活”的理論，是可以直接運用於實際對台工作的指南。
“兩個空間論”指明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創造性地闡釋了如何有效“促統”、如何有力“反獨”的方法論。一段時間以來，兩岸輿論、學界就大陸對台政策和兩岸關係發展走向，產生了一些混沌、錯誤或脫離實際的認知。例如，島內藍營出現的“和平現狀制度化（永久化）”論、“大陸不武、台灣不獨”的“中程協議”論，綠營出現的“維持（‘台獨’）現狀”論，以及大陸內部出現的“和平統一無望論”、“惠台政策無效論”等。實際上，衹要從“兩個空間論”出發，順著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的脈絡思考，就能看清這些輿論圈、學術界的紛紛擾擾，找到兩岸關係的主流和本質。
首先，“創造空間”是“促統”的方法論。抽象意義的空間不是靜態的、僵化的、固定的，而是運動的、變化的、可塑造的。從形式上看，統一是由“二”到“一”的空間關係；但從本質上看，統一是由“舊”到“新”的空間關係。意即，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是兩岸共同創造一個新的政治法律空間的過程。這個屬於未來狀態的“新”空間（一個政治上完全統一的中國），必將取代處於當下狀態的“舊”空間（一個兩岸尚未統一、但主權領土從未分割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裡的“一國”指的就是上文的“新空間”；而“台灣方案”指的是“新空間”之下（之內）就台灣當局、台灣同胞及各個經濟社會主體所享有的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社會文化空間和國際活動空間所達成的憲制安排和制度體系。
因此，兩岸共議統一、共促統一，就是要共同創造、擘劃、設計新的空間。對此，習總書記在“1·2重要講話”中提出了“三步走”的行動方案：第一步，兩岸“達成國家統一願景”，這裡的“願景”可以理解為雙方對國家統一目標在“各表”基礎上的“共表”，兩岸衹有達成統一願景，才能為共創和平統一的空間提供根本保證、確定正確方向、開啟不可逆進程；第二步，兩岸以民主協商方式“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裡的“制度性安排”就是兩岸在“統一願景之下”就台灣的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社會文化空間和國際活動空間所作出的制度安排，這是“統一前”到“統一後”的銜接期、過渡期；第三步，國家完全統一、實行“兩制台灣方案”，這裡的“台灣方案”與前一步的“制度性安排”又存在邏輯遞進關係，是統一後得以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台灣同胞各項權利自由的憲制性安排，具有神聖性和穩定性，是中國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四梁八柱”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見，“兩個空間論”中“創造空間”的促統方法論，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如何以和平方式推動和引導兩岸關係從‘統一前’量變到‘統一後’質變”的疑惑。過去，和平統一曾寄希望於兩岸執政者的“一笑泯恩仇”，也曾寄希望於兩岸和平協議的“一錘定音”。經過實踐經驗的總結與理論的升華，“兩個空間論”無疑指明了方向：和平統一是兩岸共商、共建、共享一個新的空間的過程，以達成統一願景為起點、以國家完全統一為目標，創造空間的實踐主體是人民群眾，是真正屬於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統一路線圖。
四、對台工作的難點、痛點和敏感點，主要出在“灰色空間”上
在反對和遏制形形色色的“台獨”分裂活動中，需要以“兩個空間論”為指導，辯證地看待長期困擾、迷惑對台工作的一些敏感問題和認知盲區。
抽象意義的空間具有屬性，空間由誰創造、屬誰擁有、被誰使用、受誰控制、對誰有利，這些都是需要明辨的根本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就意識形態工作的“三個地帶（紅色、灰色、黑色）”重要論述⑩，也可以引申到兩岸關係和對台工作之中：“紅色空間”是我們為和平統一所創造出的廣闊空間，“黑色空間”是“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從事活動的空間，“灰色空間”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有可能轉化為“紅色空間”也有機會被“台獨”利用或佔據的空間。上文提到，之所以“台獨”分裂勢力還有這樣那樣的活動和圖謀，是因為在一些歷史、政治、地理、國際因素影響下，“台獨”分裂勢力仍然擁有、控制或利用相對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際空間從事分裂活動，這就是“黑色空間”之存在。
“兩個空間論”指導我們，要努力壯大“紅色空間”、擠壓“黑色空間”、爭取“灰色空間”朝有利方向轉化。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矛盾的普遍性、運動的絕對性⑪，決定了我們與“黑色空間”的鬥爭是長期的、多樣的、複雜的，“台獨”勢力在島內執政，“黑色空間”存在並擴展；縱然“台獨”勢力在島內選舉失利下野，“黑色空間”還是存在並以其他形式演化；即便未來以和、戰的任何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復歸統一後，“台獨”勢力還是有可能在海外和島内繼續公開或暗中從事分裂顛覆活動，“黑色空間”仍然不會真正意義上“歸零”。香港回歸以來，我們與“港獨”分裂勢力及“反中亂港”活動的長期艱巨鬥爭，充分印證了這一點，是嶄新的教訓、也是鮮活的教材。
與此同時，紅色、灰色、黑色三種空間的此消彼長，也是時刻動態變化的過程，更需要發揮我們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精準有力地施加影響。意即，如果我們不去壯大“紅色空間”、不去轉化“灰色空間”，那麼就有可能遭到“黑色空間”的侵蝕乃至吞噬；反之，“黑色空間”就會不斷遭到擠壓、轉化為灰色甚至紅色空間，兩岸關係的政治社會生態就會更加清朗。這就更加突顯出和平統一與對台工作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重要性。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岸一家親”、“融合發展”、“心靈契合”等對台理論創新成果，舉行兩岸領導人會晤、建立兩岸事務部門聯繫機制、頒布惠台31條等對台實踐創新成果，和平統一的理論空間、實踐空間前所未有地得到開拓。因此，“兩個空間論”的提出，展現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看待國家統一、解決台灣問題上的政治定力、哲學視野與歷史高度。
對台工作的難點、痛點和敏感點，主要出在“灰色空間”上。此處以“中華民國問題”和“ECFA存廢問題”為例。前者屬於兩岸關係“深水區”問題，台灣方面、國民黨堅持將“中華民國”作為前提，民進黨則炮製出“中華民國台灣”概念，大陸方面在兩岸事務性協商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內涵問題，但大陸對台研究界對“中華民國”問題也持敏感、謹慎態度。“中華民國”問題顯然是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代表案例，一方面，島內部分人士認為“中華民國”及其“憲法”某種程度上都體現或暗示了兩岸一中、走向統一的內涵，希望大陸予以尊重或承認，作為破解兩岸政治難題的突破口⑫；另一方面，島內政治勢力顯然將“中華民國”操作為渲染兩岸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分歧的工具，將其作為拖延、迴避兩岸關係深層次問題的擋箭牌。
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⑬。作為在“灰色空間”的“中華民國問題”，我們應該努力將其轉化為“紅色空間”、阻止其蛻變至“黑色空間”。實事求是地看，台灣目前實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的確體現出法理一中的內涵，也開宗明義地闡明了國家統一的義務。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不僅給予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的歷史事實充分的承認和尊重，也陳述了祖國完全統一的使命。由此可見，兩岸對同屬一中、謀求統一均有憲制性文本的約束。台灣方面如果將“中華民國”與國家統一的價值、目標、進程有所對接，並進行正面表述，兩岸共同確認“國家統一願景”，那麼雙方就有條件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上，以雙方憲制性法律文本為基礎，就“中華民國”在和平統一進程中的地位、形態、表現方式做出進一步安排⑭。反之，一旦背離上述目標，“中華民國”變成拒絕統一的藉口，甚至變為“台獨”的護身符，那麼“中華民國”就蛻變至“黑色空間”的一部分，我們也不會為它留下任何空間。從近年來民進黨連續執政、持續推動“台獨”分裂活動的態勢來看，“中華民國”正在逐漸朝“黑色空間”滑去，對此，包括藍、綠、白在內的島內各黨派都應該明察、慎思。
民進黨執政及勝選連任後，“ECFA存廢問題”亦成為兩岸關注焦點乃至辯論議題。實際上，我們不能單獨就ECFA論ECFA，一些學者、媒體衹關心或計算該協議本身對兩岸經濟的正負面效益，這無疑是片面的，也是違背唯物辯證法的。ECFA是兩岸經貿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其抽離出兩岸經貿活動討論毫無意義，討論ECFA的存廢必須要放在整個兩岸經貿關係、兩岸融合發展的大框架下通盤看待和考量。以最新統計數據為例，2020上半年，在新冠疫情衝擊下，台灣對大陸（含香港）出口同比增長9.8%，占台灣總出口比重上升到42.3%，創近十年新高，其中兩岸電子零組件的進出口雙雙創下同期新高，突顯出兩岸經濟雙向互賴、深度融合的格局已經形成⑮。
事實證明，和平統一的空間越寬廣，兩岸經貿交流合作的空間也就越巨大；同理，兩岸經貿越交流、兩岸融合越深入，和平統一的空間也會得到更大開拓。然而，如果以ECFA為代表的兩岸經貿交流合作成果，被島內“台獨”勢力視為人質或討價還價的籌碼，享用兩岸經濟紅利來投資“台獨”活動、不斷觸碰台海紅線，那麼ECFA是否有必要繼續？在“台獨”分裂勢力製造重大事變的情況下，兩岸經貿活動怎麼可能維持常態？這就涉及到阻止“灰色空間”向“黑色空間”轉化的問題。因此，在“兩個空間論”的指導下，ECFA對大陸方面來說“操之在己”，島內執政者須認清利害、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回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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