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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大選前民進黨以抗中為主軸的“辣台派”宣傳動員體現出鮮明的極端政治特徵。（中評社資料照） |
中評社香港2月2日電（評論員 束沐）1月16日，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罷免案通過；1月20日，拜登上台，特朗普時代正式落幕。這一內一外兩個時事熱點，均在島內輿論引發強烈反響，但更具意義的是，這兩個看似不相關事件的交互影響，很可能對島內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喧囂近2年的這一輪台灣極端政治氣候，即將走入衰亡。
在普選制度下，極端政治始終有存在和發展的空間，更何況兩岸關係的特殊性，造就了台灣的極端政治，夾雜著認同之爭、統獨矛盾、藍綠對立、外部勢力等種種因素，變得更加複雜敏感。一個成熟健康的政治社會生態中，極端政治就像是時陰時雨的“天氣”，只有在個別情況下才會變成“氣候”。
然而在台灣，極端政治屢屢如“氣候”般長期連續地籠罩、影響著島內社會。在這種極端氣候下，撕裂和紛爭、抹黑和攻擊是常態，和諧與理性、理解與溝通是奢求。一個時期以來，島內民眾普遍希望以選舉“理性溫和型”政治人物擔任領導人的方式，盡量降低極端政治氣候的傷害。
2016年蔡英文執政以來，不少台灣民眾曾對其賦予一定期待和想象。儘管蔡的確給民進黨帶來了一些風格上、形象上的轉變，但民進黨“台獨”意識形態的頑固性、掠奪式政治鬥爭的劣根性，致使2020年大選前“綠色政權保衛戰”的壓力下，民進黨撕下了殘存的一絲理性溫和包裝。2019年初以來極端政治氣候再次抬頭，並成為影響島內政局和兩岸關係乃至區域和平的首要不穩定因素。
肆虐近2年的這一輪台灣極端政治氣候，和過去相比主要有兩個新特征：第一，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後真相時代”屬性，通過以謠言、恐嚇、仇恨、戲謔、惡搞為核心的內容灌輸、情緒感染和政治動員，並模仿網商領域“植入性行銷”等精巧手腕，最大化地將極端政治傳播至社會每個角落、各個階層、不同群體；第二，極端政治與現實結合程度前所未有之高，一方面是西方右翼極端政治躋身歐美主流輿論場，另一方面是疫情帶來的遍及全球的恐慌與緊張，極端政治不再只是某種空想般訴求、或少數人的嘶吼，而是已變為真實世界的一部分。
以王浩宇為代表的綠營政客，恰恰就是發動和助長台灣極端政治的代表。“罷王”通過後，原“時代力量”高雄市議員黃捷、台中市選出的“台灣基進”籍“立委”陳柏惟等，都被輿論點名為下一波被罷免的重點目標。這群人的特色就在於，他們雖然本人沒有什麼真才實學或問政能力，但憑借身後倚仗龐大的政治靠山以及操縱網軍、製造話題的公關技巧，在社交媒體呼風喚雨。尤其是他們高舉“反中”、“親美”大旗，用最無恥的謊言、最惡毒的言辭、最反智的論述，把整個兩岸關係帶向“加速對撞”的凶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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