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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國實施“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
中評社北京1月16日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中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今年經濟工作時也再次強調，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根據中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落實速度換擋、動力轉換、創新體制等關鍵舉措，把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落實在國家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
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速度換擋
經濟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東京文章分析,經濟增速高低並不反映經濟實力的強弱，財富存量也不等同於財富生產力。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後期，不應再糾結GDP增速，而應將重點放在提高財富生產力上，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今年是中國實施“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著眼點著力點不能放在GDP增速上”。早在2014年，他就作出了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判斷。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擋，將原來的“高速”調整為“中高速”。
高質量發展為何要求速度換擋？我們可從以下三個角度看：
第一個角度：從增長速度變化的一般規律看。經濟增長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上年國內生產總值-1)×100%。隨著經濟總量增加，等式右邊分母越來越大，而由於邊際產出遞減規律的作用，分子與分母的比率必然下降。比如，當國內生產總值為10億元時，新增加產值8000萬元，增長率為8%；而當國內生產總值擴大到100億元時，即便增加5億元產值，增長率也僅為5%。這是說，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增速放緩是客觀規律。
事實上，西方工業國家的現實已印證了這一點。今天的發達國家皆經歷了從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社會的轉型。農耕時代經濟增長慢，進入工業化時代，經濟增長明顯加快，而到工業化後期，增長速度又放慢了。20世紀50年代，美、日、德、法等國家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2%、8.8%、9.1%、4.8%；而21世紀的前10年，則分別降至2.1%、1.5%、2.1%、1.2%。
第二個角度：從增長速度與國家經濟實力的關係看。人們通常以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越高，GDP規模就會越大，國家經濟實力也就越強。若僅就當期看，這樣講當然是對的。但要是拿不同時期增長速度作比較，得出上面的判斷卻是錯的。要知道，不同時期的增長速度，其高低並不具有可比性，而且做這種比較很容易給人造成“追求高速度”的誤導。
請看下面兩組數據：1992年，中國GDP總量為2.7萬億元，增長率為14.2%；2019年，中國GDP總量近100萬億元，增長率為6.1%。若論增速，2019年明顯低於1992年；可從增加的產值看，1992年僅增加3800億元，2019年卻增加了近6萬億元。可見，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速，與一個國家財富存量(經濟實力)並不是一回事。
第三個角度：從財富存量與財富生產力的關係看。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提出過一個觀點：不能將財富生產力與財富存量混為一談。他說，財富生產力好比果樹，財富則是果樹結出的果子，財富生產力要比財富存量重要得多。根據李斯特的觀點，一個國家的總產值(GDP)可看作一國的財富存量，而財富的市值，則取決於該國的財富生產力，即財富創造收入的能力。
舉個例子：現在甲、乙兩人，分別購置了100萬元的機器。從資產存量看，他們的財富都是100萬元。可甲的機器每年可創造10萬元收入，乙的機器每年只創造4萬元收入。按照資產定價原理：資產價格＝該資產未來年收入/銀行年利率。假定年利率為5%，那麼甲的資產市值為200萬元，乙的資產市值僅為80萬元。同樣是100萬元的資產存量，可由於財富生產力不同，市值卻大不相同。
分析至此，對我們應有三點啟示：第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客觀規律，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不應再追求高速度；第二，增長速度的快慢並不反映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弱，所以不必糾結增長速度，也不必拿增長速度作縱向或橫向比較；第三，一國財富生產力比財富存量更重要，因此發展經濟的重點是提高財富生產力，而不是追求GDP數量。
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轉換動力
文章認為,受國內資源環境和國際環境變化的約束，高質量發展必須轉換動力，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為此，應加快推進產業向全球產業鏈高端延伸，實現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
前面我們分析，一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要將重點放在提高財富生產力上。問題是怎樣提高財富生產力？對此，中央明確提出應轉換發展動力。毋庸諱言，在過去高速增長階段，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出口拉動；而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則應主要依靠創新驅動，通過動力變革，推動經濟質量變革與效率變革。
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何要轉換動力？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受國內資源環境約束，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生產方式已難以為繼；二是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國際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抬頭，那種主要靠出口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也已難以為繼。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要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轉換發展動力。
縱觀世界經濟史，有一個帶有規律性的事實是：誰占據了科技創新的制高點，誰就能成為經濟強國。我們知道，英國是工業革命的故鄉，一戰前一直號稱為“世界工廠”，可到20世紀初卻被美國趕超；二戰後日本迅速崛起，經濟總量超過了德國。美國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雖多，但歸根到底是美國引領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術革命；而日本也高度重視科技創新。
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具備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從生產供給看，我們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消費需求看，中國有14億人口，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規模居全球第一。
可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目前尚處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中間位置，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仍高度依賴進口，高端數控機床、芯片、光刻機、操作系統、醫療器械、發動機、高端傳感器等還存在“卡脖子”的問題。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特別是在當前特殊形勢下，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產品不僅難以引進，而且以前能引進的現在也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出現了斷供。
面對這樣嚴峻的現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而在此之前，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其中第一個就是“創新發展”。鄧小平也曾經說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央高度重視創新，原因是創新在中國高質量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中央強調指出，“十四五”時期要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這些都要求我們必須以創新為動力。否則，沒有創新作支撐，不僅傳統產業無法升級，更不可能建成現代產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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