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王勇注意到，在中方的表態中，除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中國還在美國關注的其他目標上也表示出了靈活性與讓步，但中外媒體對這些靈活性的讓步強調的不多。王勇表示，遺憾的是，特別是美國媒體報道的不多。主要是，一是中國有關“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立場調整。中國對外宣稱2025計劃僅僅是“指導性”的意見，不是一個“強制性”的計劃，減少了“中國製造2025”的政策分量。美國方面非常恐懼“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利用2025計劃這一產業政策來促進中國十大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它擔心如此一來中國技術產業的發展將對美國當前仍然存在相對競爭優勢的產業產生不利影響，特別擔心所謂全球性的產能過剩與相關高科技產品價格的下跌。中國的回應就是針對美國方面的擔心，應當算是中國方面對美國的一個讓步。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國所指控的中國方面關稅水平過高、市場相對不夠開放的問題。對這些指控，中國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回應，包括大幅降低汽車、藥品、化妝品等關稅，同時加快金融市場的開放，讓美國在中國投資的證券企業、證券機構能夠在中外合資機構中占多數股份，同時提前了市場開放落地的時間表，金融市場開放落地的時間從過去計劃的三年，縮減至今年6月底正式實施。
“現在看來在前三輪磋商當中，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比如特朗普的個人因素，他比較關注中美貿易不平衡，包括整個的對外貿易的不平衡，加之朝鮮問題，其所期待的“特金會”也是一個因素。從他過去一年多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實際上特朗普把對中國的貿易問題與朝鮮核問題是掛鈎的。他希望借助於中國的幫助來解決問題，這樣的話也可以相應減緩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的壓力。”王勇對中評社記者說。
開打貿易戰 經濟民族主義驅使中美經濟“脫鈎”
特朗普出爾反爾，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正式開打貿易戰。他之所以如此，王勇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特朗普執政團隊內部意見分歧嚴重，應該是對華貿易“鷹派”人士說服了特朗普採取當前更加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即開打貿易戰。這說明貿易“鷹派”壓倒了美國財政部長史蒂夫·努欽為代表的貿易“溫和派”。
二是美國利益集團的影響。利益集團政治的影響包括：美國工商界主流反對美國政府向中國進口徵稅，但又對特朗普政府在打開中國市場方面力度不夠表示不滿，希望借助“301條款的制裁行動，真正打開中國市場。
王勇援引上海美國商會會長季瑞達在北大演講時透露的信息，2015年以來，美國在華企業在華新增投資意願與盈利水平均有較大增長。根據2017年底統計，中國國內銷售總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銷售市場。對美國工商界來說，等待多年真正賺錢、盈利的機會終於到來，必須突破當前中國市場開放方面的限制，維持需要進一步向中國施壓。
更重要的是，王勇強調，美國安全戰略“鷹派”非常擔心中國快速崛起對美國霸權造成的挑戰，他們很早就呼籲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他們認為，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政策、“再平衡戰略”停留於空談，沒有具體落實，美國在南海等問題上對中國過於“軟弱”。
這些利益集團的影響加強了貿易鷹派在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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