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外在的全球經濟環境發生一系列變化，而台灣卻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及時順應和融入這股世界大潮中。這個變化首要在於台灣未能承接西方產業的第二波轉移。在冷戰時期，台灣作為地緣政治下西方政經體系的一部分，自然地優先承接了西方戰後產業升級的第一波技術和資本轉移，藉此一躍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但自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國際產業的第二波轉移主要遷移到土地、勞力以及環境等生產要素更加便宜的中國大陸，而台灣卻由於自身條件的局限，特別是土地、環境等嚴苛的限制和薪資成本的大幅提升，而無法承接這波巨大的產業轉移熱潮，錯失發展良機。這是催生歷史大勢的深層基礎。
第二，是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形成與發展，台灣又因政治原因未能參與其中。全球化時代的最重要特徵，是在和平發展為主的世界潮流中，地緣經濟成為主導力量。在地緣經濟時代，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地理關係及地緣區位優勢地位，形成經濟體系中稅務減免、自由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等緊密聯繫而形成的地區經濟合作體。而台灣卻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加入到這波地區經濟合作中。如同學者鄭振清分析，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來，台灣主政者以民主化為名，與大陸進行激烈的國家認同對抗。他們沉迷在冷戰時代地緣政治的窠臼中，以對抗而非合作的方式來處理兩岸關係，破壞了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堵死了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大道，使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在國際上越來越難以應對更加激烈的貿易競爭。這種以政治應對經濟、以政治對抗破壞經濟合作的模式，使台灣付出巨大的代價。無法進入區域經濟合作的體系，台灣就越來越自我隔絕，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的孤島。
第三，台灣的企業雖然在大陸改革開放后，通過將島內的夕陽產業轉移至大陸而獲得巨額利潤，但他們卻不願意在島內產業升級的研發上投下巨資，促進產業升級換代。這就造成台灣產業整体上停滯不前，除少數IT 產業外，其他行業慘淡經營，薪資當然也就不可能提升，停留在九十年代的水平，甚至還有所倒退。台灣社會的低薪化環境，嚴重影響到島內的年輕一代。雖然他們的不滿情緒被台獨政黨惡意地導向中國大陸，但這並無助於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和薪資水平，衹會增加他們的無助感和被剝奪感，使他們更加痛苦。此次選舉，投票率最高的就是這批20－40 歲年齡段的人士，他們的不滿與覺醒，充分体現在選票上。
第四，民進黨二次執政后表現出的種種荒腔走板的政策作為——無論是“一例一休”、或是軍公教“年薪改革”、能源政策、轉型正義、前瞻計劃等等，無不引發台灣社會的強烈反對。而當局卻沉迷於短期經濟數據在國際景氣上行周期帶來的些微進展，忽視了廣大農牧漁業和旅遊、土產、計程車等中下階層親身體會到的痛苦。這種“外溫內涼”的感受，是在冷氣房裡寫報告、發佈經濟數據的執政者永遠無法體會到的。而執政當局拒絕“九二共識”，致使兩岸關係緊張，陸客和大陸採購嚴重縮水；加上執政無方，農產品交易市場價格混亂，造成台灣的菜价、水果和魚產品價格崩塌，更是直接觸動農漁民的利益，形成台灣民意覺醒歷史大勢上最兇猛的浪頭。如同韓國瑜所言，民眾現在進階到2.0 版，就是你一定要給我好日子，不要給我搞鬥爭，這個訊號比什麼都強。這是此次“九合一”選舉壓垮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的最關鍵一擊。中下層民眾的務實覺醒，使民進黨無法再通過打“主權牌”、“悲情牌”奏效。“反中”失靈，抹紅無效。
第五，大陸因素在兩岸關係、島內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權重日益突出，已經成為主導性因素。在島內經濟社會發展中，大陸因素不僅是最重要的外在條件，同時也是催發內在變化的關鍵性因素，可謂一手托兩邊。沒有大陸的同意和認可，國際經濟體不可能接納台灣參與到區域經濟合作中；同樣，沒有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台灣不可能實現“貨出得去，人進得來”，也就無法達成民眾“發財”的願景。有比較才有鑒別，事實上，正是因為有了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和平發展、經濟合作熱絡的對比，台灣民眾才能深切體會到大陸因素的重要和失去後各種無解的煩惱。越來越多台灣民眾認識到兩岸關係的重要性，兩岸關係好，台灣才會好；反之亦然。大陸因素已經成為塑造台灣民意覺醒歷史大勢的主導性力量。
得民心者得天下，歷史大勢就是建基於民心之上的。台灣民心的向背，通過這次選舉已經清晰可見。民眾的選擇很清楚，就是要務實發展，要經濟繁榮，要“兩岸一家親”而非仇視與敵對。如此民心向背的大勢，執政的民進黨看清楚、想明白了嗎？若沒有徹底檢討與改弦更張，一年後，台灣選民將會再次用選票教訓民進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