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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衝擊，可將其視為新型態的“災難”。 |
中評社╱題：醫療民族主義——後新冠疫情美中的和與戰 作者：蔡裕明（台灣），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副教授
新冠肺炎讓經濟更為國家化，政治變得更為民族主義。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衝擊，可將其視為新型態的“災難”。這樣的災難，已影響許多國家的政治與社會、國家間關係乃至於全球的政治與經濟活動。在疫情發生期間，部分國家可以比其他國家快速回復正常經濟與政治活動，而部分國家則面臨更為嚴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前言
就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際，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已陷入停滯，整個世界也正以我們未曾想過的方式在發生變化。原先，中國與美國在簽署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後，全球以為兩國間從貿易戰到經濟戰將暫告休止。然而，一場新冠肺炎疫情卻啟動各國進行嚴格的國境管制，限縮人口移動來避免新冠病毒的進一步擴散。在這種情況下，病毒流行與擴散引發地緣政治的衝擊，也加劇地緣政治的衝突，尤其是中國與美國因新冠肺炎加劇地緣政治的交鋒更受到國際間的重視，這場競爭的背後，其實象徵著中國與美國藉由“抵抗疫情”的醫療建構，出現想像的民族主義，成為構成中、美新一輪全球領導力的競逐。
一、後新冠病毒的民族主義的回溯
佛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瞭解全球化》一書中提到，“當代是一個舊與新並存的世界，一個既擁有諸如民族國家意識的舊情懷，也同時迎接全球化經濟新體系的交互激盪混合場域”，也是一個“凌志汽車(高科技)與橄欖樹(國族主義)相互衝突且並存的時代”。原本在冠狀病毒之前的無國界與全球化型態，因新冠肺炎流行期間導致全球多數國家提高“邊境管理”措施，以及管制人員流動、限制糧食與穀物的出口，確保自身能夠獲得足夠糧食供應。
無政府為國際關係的主要特徵，自助(self-help)、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或衝突已成為國際事務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所形成無國界的相互依存與互賴關係上，全球某一地區的危機、衝突乃至於戰爭勢將影響其他地區。而隨著人們的跨境移動，人們可能捲入其他地區的危機，而讓所在國面臨風險。近來的新冠疫情即是如何威脅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的最好見證。我們知道，政府會因民眾對於疫情的回應方式，而改變支持的動向，國家經濟可能面臨內潰，政府如何處理疫情危機，以及國家間的關係可能產生變化。在新冠病毒的衝擊下，民族國家又成為重要的概念。
其中原由包含四項。第一，無論新冠病毒或其他類型流行性疾病，在緊急情況下，民族國家擁有國際組織所缺少之財務、組織與來自民眾的情感優勢；第二，疫情揭示全球組織供應鍊的脆弱性，以及大型國家欠缺醫療用品的窘境；第三，此種流行病加劇原本在疫情爆發前的保護主義趨勢，以及生產的在地化與邊境管制之需求；第四，部分新興國家的醫療等基礎設施不足，以及公共衛生能力不佳，倘若疫情進一步擴散恐怕難以防範，勢將影響其他已發展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衛生安全。
在疫情持續擴散的情況下，強化邊境管制有其效用。倘若民族國家可以迅速化解疫情危機並將權力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也不見得是壞事情，這是民主政治體制內在機制，可以有效對於外在環境改變所進行政治路線調整。然而，倘若“將國家找回來”轉移至民族主義當中，從而限縮全球貿易與國際合作，最為嚴重情況則是歐盟的內潰與美中關係的緊張。
這種現象將加劇地緣政治的進程，將鞏固國家利益至上(national interests first)，同時也意味著全球化將進一步受到限制。儘管病毒的“無國界”，其結果導致國家強化對於國界的管制。
二、美國在疫情擴散的民族主義
嚴重的危機會深化恐懼，而民族主義則是對於恐懼最為廉價的解藥。它可以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提供一個想像且具有血緣關係的共同體。但是這種共同體除了非理性外，也是因為是想像的，不能保證可以免於任何事物的傷害，但可以藉此建構“讓美國更為偉大”的想像共同體。
新冠肺炎讓經濟更為國家化，政治變得更為民族主義。就像大陸於今年初爆發新冠疫情之時，美國總統川普曾讚揚習近平的防疫能力。但就在新冠疫情席捲歐洲與美國本土也相繼傳出病例與死亡個案後，美國開始提高自身的防疫作為與能力，並轉向批評中國大陸隱瞞疫情與防疫作為。首先，川普強調“疫情始於中國”，國務卿蓬佩奧與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等仍稱“武漢病毒肺炎”而非“新冠病毒肺炎”，川普認為肺炎應稱之為“中國病毒”，《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認為應稱之為“中共病毒”，另有美國政府官員稱之為“功夫流感”。這些以言語污名化對手國的國際形象，有如小布希政府時期將伊朗、伊拉克、北韓與敘利亞等國視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試圖利用仇恨政治挑動美國內部的“仇中”意識。更進一步，川普批評世界衛生組織過度偏袒中國大陸，搞砸全球防疫工作。
其次，美國除對於中國實施旅行限令、增加簽證要求與限制出入境外，也在3月11日無預警地宣布對於來自歐洲國家的旅行限令，關閉與加拿大的國界。此讓美國對外的國際供應鏈造成衝擊，降低全球商務活動的移動性，反而增加保護主義與管制移民的呼聲。再者，美國為因應國內肺炎病患的急遽上升，管制口罩等醫療物資出口至其他國家，也在全球各地搜刮防護性口罩，引起包括加拿大、德國與法國等國的批評。
經濟民族主義也出現在美國與中國關係上。川普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凸顯美國國內公共衛生不足的問題。其中，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50億美元的醫療產品增加關稅，約佔所有國家進口醫療用品的26%，要加徵關稅的醫療用品，包含可拋棄式醫用頭巾、溫度計與洗手液等。儘管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曾討論提議關稅延期。但是根本問題在於，美國為何要對於醫療用品的進口加徵關稅？而忽略人道的考量？
與此同時，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正打算強化“購買美國”(Buy America)的法令。納瓦羅敦促美國減少從中國或其他國家進口藥品與醫療供應的依賴，以因應冠狀病毒的爆發，這正是美國強化醫療產業獨立性的契機。他認為許多藥品當中的成分來自於中國大陸，因此需要規範美國聯邦政府必須購買美國製造的藥品與醫療設備，納瓦羅認為新冠肺炎是將生產製造業移回美國的機會。於是說，美國長期以來醫療用品與藥物的“離岸外包”(offshoring outsourcing)做法可能終止。
從長遠的做法來看，醫療用品與藥物原料來源的多樣化，可以規避免於特定國家或組織所壟斷。但是，將大量的醫療用品與藥品移回本國本土，勢將增加藥品的購置成本，也會影響美國的中產階級，連帶影響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要求降低醫療用品價格的努力。一旦新冠病毒的危機消退，華府可能重新檢討對於中國大陸的醫療供應鏈。也就是說，美國正利用全球的病毒危機，除指責中國大陸為病毒的來源國外，利用想像的危機重塑美國的醫療產業，並運用“他者”的錯誤掩蓋自身忽視疫情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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