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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辜會談”催生了“九二共識” |
中評社╱題：“汪辜會談”歷史地位與影響——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作者：章念馳（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作者指出，改革開放已經歷經四十載了，它大大地改變了中國命運與面貌，也改變了兩岸關係，回顧這些變化，總結經驗與教訓，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催生了“兩岸解凍”，催生了“汪辜會晤”，催生了“九二共識”，使兩岸走向了和解與融合的第一步，讓兩岸關係的大門開啟。
一、改革開放催生了兩岸關係解凍
1978年，中國告別了“文革”，告別了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告別了“階級鬥爭為綱”，轉向解放生產力，打破閉塞，走向開放，全面改革，融入世界。並且糾正歷史上一切冤假錯案，把人們的積極性都解放了出來，全面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新氣象。這是中國命運的轉折點。中國在完成推翻舊中國後，終於找到了怎麼建設一個新中國的正確道路，確定了以“實現現代化為中心”道路。為了確保這個中心的實現，確保這個“戰略機遇期”不失，我們其它一切工作都要為這個中心任務服務與讓路。鄧小平堅決地貫徹這個戰略，親訪美國，吸引外資，改革舊制，並提出了解決“台、港、澳問題的新思路”，即“和平統一”，統一後實現“一國兩制”，允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這是石破天驚的重大變化。中國歷史上所有統一都是武力征服，但我們為了集中精力完成現代化建設，將有限的精力與實力用到經濟建設之中，作出了戰略妥協，去實現歷史上也有過的“相對統一”，即一個國家可以有幾個高度自治區域，既保持一個國家的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幾個自治區與大陸地區“和而不同”地實現“一國兩制”。
鄧小平向港、澳、台拋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橄欖枝。
這時的台灣正受到“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強烈衝擊，國民黨的“正統”統治面臨嚴重挑戰。蔣經國進退維艱，繼續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三不政策，顯然是開歷史倒車，宣佈開放“戒嚴”，開放“黨禁”，開放“探親”……，又有巨大風險，會被大陸“統一”，或淪於“台獨”。但他看到了大陸“改革開放”已初見成效，讓他看到未來，不如也順應改革開放，讓兩岸民眾自決。所以他作出了明智選擇——開放黨禁、解除戒嚴、讓老兵探親……，結束了兩岸互不往來歷史，從此誕生了兩岸關係有了探親、通郵、通婚、通商……。從1988年始，至今恰好三十年。可以說“改革開放”推動了兩岸關係。
二、“汪辜會談”催生了“九二共識”
兩岸有了交流交往，也衍生了許多新問題，如婚姻糾紛，海上走私，漁業糾紛，以及怎麼共同推動科技文化交流、經濟交流、能源開發……，怎麼實現全面“三通”（通郵、通航、通商）等問題。於是台灣率先成立了半官方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大陸相應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來處理兩岸關係問題。“海基會”董事長為辜振甫，“海協會”會長為汪道涵。“兩會”在這兩位老人帶領下，開始了互動，終於在1992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歷史性會談，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汪辜會談”，宣告了兩岸分隔了四十三年後，又重聚在一起了。
第一次“汪辜會談”達成了許多共識，簽署了四個協議，使兩岸關係納入了法制化框架。自此之後，有了第二次“汪辜會談”；乃至有了從半官方到了官方接觸，即2014年台灣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的正式會面；直到2015年兩岸最高領導人的直接見面，即新加坡的“習馬會”（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會面）。而“兩會”也從最初達成“四項協議”到“二十三項協議”。全世界都知道，兩岸中國人開始自己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至今恰好又過去了二十五年。
1992年的“汪辜會談”，人稱兩岸“破冰之旅”，這次會談沒有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定位問題，也沒有討論主權、治權問題，而是只討論了怎麼促進“三通”的功能性事務性問題。因為1992年兩岸不存在對“一個中國”歧見，當時台灣剛剛成立了“國統會”，制定了“國統綱領”，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個中國下的兩個地區，即大陸地區與金澎台馬地區，“一國兩區”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反對“台獨”，共同追求“統一”。“汪辜會談”正是在這樣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所以“兩會”僅僅以口頭方式表述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都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均追求統一，感到這樣的共識連寫下來的必要都沒有，這是每天接觸的現實，這就是後來所稱的“九二共識”。
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催生了“兩岸解凍”，催生了“汪辜會晤”，催生了“九二共識”，使兩岸走向了和解與融合的第一步，讓兩岸關係的大門開啟。這倆位老人，一舉手一投足，無不代表了一個中國，他們的談論、愛好、贈品、函件也無不充滿一個中國元素，如國劇、國畫、國飲、筆筒的互贈，都表達了“必統”信心，成了兩岸最好的紐帶。
三、“九二共識”奠定了兩岸政治基礎
從第一次“汪辜會談”至今，兩岸關係發生了深刻巨變，全面“三通”實現了，雙向投資、就學、就業實現了，雙方貨幣可通兌通換了，兩岸出現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熱潮……進入“和平發展期”。
但台灣的發展有著非常吊詭的現象：2014年兩岸關係好得似乎離“統”很近了，“太陽花學運”突然爆發，“獨派”勢力突然抬頭，兩岸關係一下子墮入冰層；接著民進黨反獲大勝，迎來了民進黨全面執政，“獨派”勢力到了不可一世的程度；而2018年，“促統”的聲音在島內反而高潮，認同中國人比例不降反升，民進黨又開始走向下坡；台灣政治光譜，綠的支持率只有20%左右，藍的支持率也只有20%多一點，誰都不比誰好，反對黨甚至在本土議題上向“台獨”靠攏，更構不上制約；台灣每次“政黨輪替”，新的政治領袖人氣與得票率總是超高，但不消多少日子就會跛腳，折損率極高，政權穩定性極差；台灣民眾的“鬥爭性”極強，稍不滿意，就暴力抗爭，受到外面任何“壓力”，就群情激奮一致對外，沒有外來壓力，就自己鬥自己，好鬥成性。
在這些現象後面，是大陸民眾不易理解的“台灣人的經歷與悲哀”，以及“出頭天”後“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變異，這種“民主化”變成了強力的“民粹主義”，成了“民主暴力”。這種“本土化”蛻化成“愛台”與“賣台”的“二分化”，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只問顏色，不問是非”，陷入了“統獨焦慮症”中。這種“焦慮症”也是必然的，戰後台灣一俟獲得了選擇自己制度與生活方式權力，他們選擇“民主化與本土化”是必然的，他們“民主化與本土化”還在發酵階段，還沒有消停，還不知道自己的歸宿，還不懂政治現實的約束，還不知道充當美國日本“棋子”的危險後果……這充分顯示台灣問題的危險性、複雜性與曲折性。
但“汪辜會談”打開的交流交往大門是關不住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是改變不了的了，中國大陸獲得了“發展機遇期”。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根本性地改變了兩岸實力，崛起的中國大陸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台獨”要想翻越中國大陸這座大山“獨立出去”，無疑是癡心妄想。代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和“追求統一”的“九二共識”，成了兩岸的政治基礎，已深入人心，我們要清醒認識到這一點，時間、實力都在我們這一邊！
四、“和平統一”就是走“融合發展”之路
“汪辜會談”的兩位老人已先後謝世了，但人們一直懷念著他們，他們開啟了兩岸良性互動，特別是汪道涵會長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張，迄今仍有著現實意義。如兩岸的政治狀況是“一個中國尚未統一”，“尚未統一”的政治狀況應如何正視；又如統一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共議統一”，“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的中國”，台灣與大陸都統一的主體等等。這樣的主張經過二十五年的完善，習近平將它發展為“共同實現民族振興”，統一大業就是在過程中完成，統一不是形式上的合併，而是要“心靈契合”，“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統一的途徑是先完成“終止敵對狀態”，然後通過對話與談判，達成和平協議，實現政治和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和平統一”。實現和平統一的整個過程，就是通過相互“融合發展”來實現的。
要達到這目標，我們要克服許多盲區。如：認為我們只要強大了，統一就會“水到渠成”；認為我們只要經濟上一體化了，有了高度依賴，經濟會影響政治，就會實現統一；認為只要我們不斷出台“惠台”政策，給台灣好處越多，國家認同就會改變；認為“台獨”是“紙老虎”，只要我們不斷施壓，“台獨”就不敢翹尾巴了；認為台灣“政黨輪替”我們是無法控制，也“無從作為”的；認為只要搞定美國，就可以搞定台灣……。這一切都是對台灣對兩岸關係對統一本質的不瞭解，都是主觀主義的“以己度人”心理的作祟。“認同”不是通過給好處換來的，即便31條“惠台”政策也僅僅解決了一部分人來大陸發展的利益，寡不敵眾，況且新問題新矛盾會接踵而來。
我們除了要克服許多認識上的盲點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所作為。首先要建立與完善統一理論，沒有理論根據，就如無根之樹。其次要建立起一整套“新統一論述”；要制定《統一法》，有法可依，依法從事；要制定《統一綱領》，規範統一的階段性目標，包括統一前與統一後目標，要有統一的科學的時間表……要賦予統一有更大的理想性和新思維，要體現更多尊嚴與包容，體現汪道涵的“共同締造”思維，既要包容“台灣的主體性”、“台灣夢”，也要包容“中國夢”。我們只有真正建立了這樣的理論體系，統一才能真正開啟，才能真正威懾“台獨”。
縱觀改革開放四十年，不僅改變中國，也改變了世界，更深刻改變了兩岸關係。統一的大門已經打開，“台獨”註定不會成功。我們要在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服從大局，忘我工作，將老一輩開創的大好局面，繼續完成得更好！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7月號，總第24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