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進一步指出，所謂的“台灣方案”就可能是北京的“給”和“讓”與台灣的“給”和“讓”，台灣方面如果真正了解習近平所說的“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真正了解台灣的“給”和“讓”之道，則“台灣方案”十分有可能高於“行政設計”的原始構想，創新成為“政治設計”。
其五，楊開煌認為，融合發展不應該影響“一國兩制”的存在，其實“一國兩制”在兩岸融合發展下是否得以維持，其關鍵有二，一是資本主義地區是否實行中國大陸的“黨的領導”制；二是資本主義地區是否實施“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最後，楊開煌總結道，於台灣而言，如果台灣在協商“一國兩制”時，存在相當清楚的深為中國人的制度意識、政治意識和創新意識，則協商後的“一國兩制”，肯定就是“讓台灣長治久安”，“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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