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
中評社╱題：“香港沉沒乃歷史必然”：危言聳聽乎？醒世良言乎？ 作者：熊玠（美國），著名國際法專家、紐約大學在職終身教授
有這麼多港人因不同的主觀原因心懷不滿，本來就蠢蠢欲動。而正好外界有國際勢力蓄意要培訓香港的職業動亂家，那就一拍即合；也一發不可收拾。那是因為唯一能團結這些不同組群的號召，就是反對現狀。在香港人口的六個分組之間，毫無一個堪能凝固彼此的共同政治信念。他們唯一能同意的就是對現狀不滿。因此，群起示威抗議現狀，成了他們唯一共識與憤感的表現。
一、導言
香港此次示威抗議活動從六月開始，已持續五個多月。其時期之悠長與牽涉人數之眾多，歷史上似乎甚難找到先例。其間，各界對香港表示關切的言論已如雨後春筍，更有展望香港未來之各種預測。在對香港“民主”問題的辯論中，除了兩極分歧以外，竟然出現了若干老外（包括英美籍），根據他們自身久居香港的經歷與觀察——有的從港英時代即已開始——發出了意想不到的直率心聲。甚至認為回歸後的香港，比以前英人統治下一百五十年來更為民主。譬如他們指出港英時代的港督全是倫敦指派而來；當時的“立法局” 都是由港督圈點指派，亦非民選出來。而回歸以後香港特區的特首與 “立法會”都是由選舉產生。儘管有人不同意它們選出的方式，但這個爭論不是“民主”與“無民主”之爭；而是何等“民主”方式才能令人滿意之爭。關於此點，西方媒體（連美國國會），不幸均未能辨別，而悉皆聽取動亂者的偏激口號，而信以為真。
另外，還有美國人丹·科恩（Dan Cohen）製作了一個視頻，其中針對香港示威遊行者竟然揮舞美國國旗一事，提出一個絕妙問題：說假如在美國佔華爾街遊行中出現美國人揮舞中國國旗的話，是否會令人笑掉大牙？他的視頻也用了大量事實揭露了香港騷亂與美國反華勢力推動和平演變有直接關係。
對於此次示威活動的原始動機，也有人指出絕不能被動亂者“反送中”的不實口號所蒙蔽或愚弄。因為原先特首提交立法會討論的“逃犯條例”，是針對如何解決在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引渡條約的情況下，能將在台灣殺死同是港人女友的陳同佳以合法途徑遣返台灣受審。所以是“送台”而非“送中”的用意。奇怪的是，竟然有那麼多香港人擔心如果該條例通過之後，自己會有被送返中國大陸（故曰“送中”）的危險。難道是自己犯了見不得人的罪行、或暗藏有滔天犯罪的動機不成？
由於很多街道被示威者封閉，無辜行人也因遭受無情攻擊而失去安全感，香港日常營業普遍衰落，所以很多評論者，對香港經濟之未來也深表關切；唯持悲觀者居多。但從香港回歸後縱觀來推斷特區的“沉沒”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據我所知，僅有一位作出如此大膽而堅定的悲觀結論。值得我們注意與警惕。
二、香港“沉沒”有其歷史必然性（？）！
作出如此大膽而堅定悲觀結論者，是台灣輔仁大學的一位頗享盛名的張大春教授。他的言論經過網上發表；題目就是：《香港沉沒是歷史必然》（以下簡稱“張文”）。他的開場白兩句話 ——“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陸變得太行”以及“香港不是沒有機會，而是錯過了太多機會”——可說刻畫了他整篇論文的慎密思路與分辨邏輯。言簡意賅，當之無愧。以下，我們且將這兩大提綱分別加以簡介，以饗讀者。
對於香港錯過的機會，張文舉例指出了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三次努力。第一次，董建華擬定“數碼港”計劃，要發展互聯網科技。其時機正好是“谷歌也就剛在加州的私家車庫誕生；臉書、維特連影子在哪兒都不知道”。論理當時的香港，無論在軟件、技術、人才、資本，都是“秒殺大陸”。可是結果呢? 數碼港被搞成了“房地產開發”。
第二次，董建華又提出“矽港”計劃。引來台積電出身的張汝京想在香港搞晶片製造。沒想到香港人“以‘炒地皮、炒樓價’理由，上街遊行、堅決反對”。結果，張汝京被上海邀請，在上海成立了個“中芯國際”。現在“是中國最大、世界第四大的晶片製造商”。
第三次，董特首提出了“中藥港”的計劃。可是雖然香港有很好的條件，包括深厚科研體系與龐大的生物科研人員，但竟然因資金短缺，導至無疾而終。
張文對此一切發出肺腑感言。略謂：在1999至2005年間，“如果香港抓住了這三次機會，香港就已是“亞洲互聯網中心、晶片製造中心、生物科研中心”。聞此不禁令人感慨疾首，嗚呼籲噓不已。
相反的，張文指出回歸後的香港，“經濟脫實向虛，掉頭轉向‘金融業、地產業、服務業’……所謂的金融貿易港，帶來了大量的熱錢過境……把經濟炒成了虛胖。”因此，“‘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慣壞了香港。”這樣在政治上的後果，是產生了“社會僵化”。造成“年輕人沒有出路，充滿戾氣……年輕人就一股腦跑到大街上，把戾氣宣洩給曾經的‘窮親戚’中國大陸”。
張文的第二大提綱，認為“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陸變得太行”。以僅隔一河的深圳為例，張文指出：“80年代，以深圳為首的廣東沿海，承受了大量轉移自香港的製造業。很快，深圳完成了原始的財富積纍。”雖然2000年之後製造業很快找到東南亞（包括越南）的轉移地，但深圳很快“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科研創新、產業升級、中國矽谷’”。而諷刺的是，昔日僅是一個隔河對岸的小漁村竟然變成了擁有一批群星璀璨企業的世界級工業城。這是香港無法相比亦無法取代的。而香港祇剩下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有被深圳或上海取代的可能。
無可否認的，圍繞“民主”鬥爭不休的香港把自己塑造成張文稱之為“孤立的金鐘罩”。“望著日漸崛起的河對岸那個小漁村，開始驚恐。之後愚蠢、怪特首、怪李家、怪回歸、覺得這一切都是別人的錯”。相比之下，“昔日封閉愚昧的大陸，變得開放、包容。昔日開放自由的香港變得愚昧封閉”。
張文的結論，巧妙地將香港的遭遇，作為台灣前車之鑑。故曰：
短短幾十年，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
香港人啊？醒了沒有？八字還沒有一撇的“台灣人”是否也該醒了？
張文祇談了香港的不歸路，極為透徹與深入；但是，至於香港為何會走向它的不歸路，並無暇兼顧。所以我們須要開闢新戰場，談談其中的道理。簡單的說，導致香港不歸路的困境有兩大緣由：一是內在的，另一是來自外來黑手干預。茲分述如下。
三、香港人口組成複雜、對中國之認同與政治傾向大有差異
一般人（包括人口學專家）提起人口組成（demographics），能想到的多半是人口密度、種族構成、生育率多少、人均壽命長短與移民結構等項目。但我所想到的不是這些，而是考慮到香港人口（包括不同輩份）來自不同的政治環境與遭遇、甚或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由於各種異樣出身來源，因而對於中國的認同或意識形態的選擇，彼此大有差異，錯綜複雜。故港人之間，甚難凝聚。而如果我們企圖以這個角度來劃分香港人口的組成，似乎無法尋找到可靠的統計資料來作科學的界定。因此我們祇能靠大膽的假定來做揣摸的分類，企圖給香港人口組成劃出一個模擬的圖案。
因而想起最近一次討論香港的論壇上，某老先生以自己是數代港人背景作了一個膾炙人口的分析與推斷。據某老的估計，香港的人口，如以政治取向來區分，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大組別：
第一組，是當初（英人剛來時代）香港漁村本地早先祖輩所遺留下來的後代。到現今這一輩港人的政治信念是：心有中國（“偏中”），但不一定對目前共產中國友善（“非友共”）；如果要他們在香港與中國間揀選其一，他們選擇香港的傾向會很高（偏港甚於偏中）。
第二組，是1949年隨國民黨撤離大陸但滯留港島而未移居台灣的一代（與他們的後代）；這些人的政治傾向，主要是反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