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形勢變化促使中央治港思路轉變
中評社：中央已經兩次運用“人大決定”＋“立法／修法”的方式來處理香港問題，是不是意味著中央治港的思路和手段有了新的變化？
李環：中央的考慮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國際形勢，我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國際形勢比以往更為複雜。最明顯的就是中美關係的變化。中美經歷了較長的一段相對友好時期，即使有分歧也是可控的。但是自2018年以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拜登政府上台後，延續了前任的對華策略，但表現得更有耐心、更有章法，更重視盟友的作用。因此從整個國際形勢出發，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非常重視，香港由於其特殊和敏感的地位，更不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缺口。
二是香港自身的情況，我們都知道香港回歸逾23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一直未能完成立法，2019年又發生了“修例風波”。面對內外形勢，中央在2020年不得已從國家層面堵塞漏洞，進行國安立法，以避免後續產生更多的風險。完善選舉制度也是一樣。香港的政改進程充滿爭拗，社會每隔四五年就圍繞此問題有一次大的爭議，甚至有主張“港獨”的人被選進立法會，上演宣誓鬧劇。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制度很有必要進行完善，防止極端勢力及“港獨”分子進入管治團隊。
中評社：您曾經提到，涉港國安立法是中央對香港近年一系列政治、社會事件的法律回應。其實今年的選舉制度改革，中央也是用了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法律手段對香港的社會現實做了回應。您認為類似的“法律回應”會不會越來越多？
李環：這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到，要堅持和不斷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就涉及外交、國防、國家安全等不屬於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範圍內的問題，從國家層面來制定或修改法律和制度，例如制定香港國安法等，合法合理。另外，香港自身也需要圍繞內部和外部的現實情況，對本地的法律做一些調試和完善，例如明確公務員宣誓制度等。
我認為今後這類“法律回應”肯定還會有，因為這是根據現實情況不斷完善、不斷發展“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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