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鎮強指出，香港的政府團隊主要分為兩級，第一級為問責團隊，包括局長及副局長，主要是負責對外解說工作及發揮公關功能；另外一級則是公務員團隊，以常任秘書長為首，掌握著政策局的實權和決定權。因此，局長和副局長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是是“啞巴吃黃連”，因為政策的制定主要由他們背後的公務員團隊所負責，但在團隊工作積極性不高下，以致出現責任感不足，及未具備應有的主人翁意識。
其次，我們在第五波疫情之初得悉，當一位市民染疫後，需要分別致電數個不同部門的電話才能成功上報政府，以致錯失了本應是爭分奪秒的治療關鍵時機，亦令市民未能準確及時上報衛生署，導致港府的疫情統計數據有巨大誤差，染疫市民亦沒法及時得到醫治和照顧。
事實上，政府須“非常時期採用非常手段”，在疫情期間應成立一條抗疫專線或建立專責平台作應對，這在技術上是不難實現的，但特區政府的部門往往都是“各自為戰”。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部分公務員從未想過要打破既有條框和桎梏，他們只顧遵守著所謂的規矩、規範，令不同部門之間的效率被拖垮。他又強調，各個政府部門之間應有“命運共同體”的思維，否則各走各、各跑各，使得方向、速度、效率皆不相同的話，結果只會是拖垮自身，亦將拖慢社會向前邁進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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