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行政長官這數年，每次任命均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我討論，然後經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若獲推薦的是一位終審法院法官，還要提交至立法會——大家不要忘記，《基本法》要求每位終審法院的法官，無論是常任、非常任，都要經立法會同意，我才可行使委任權。有人說香港市民對這些法官有期望，因為經過如此嚴謹的機制邀請或委任他參與，巿民對他有期望的，所以今次事件令到有人失望，亦可理解。暫時會否重新委任其他海外法官，這要待首席法官決定。至於你談及的案件，因司法機關審判不受干涉，我作為行政長官完全不知悉有關案件，可能你還知道得比我多。我不知悉那些個案，亦不會詢問每宗個案的審判過程如何。這等同在《香港國安法》下，我的功能只是按我徵詢首席法官的意見，在現任法官中指定一些國安法法官。作出指定後，哪位法官負責審理哪宗案件，是由司法機關決定，並非由行政長官決定。
近這一、兩年，自《香港國安法》頒布後，很多海外政客、機構、傳媒，不斷誣衊我們、抹黑《香港國安法》，完全是無理指控。我希望在此說清楚，廣大市民亦須知道，現時很多政治操控事件正發生，我留意到甚至有一份聲明說現時出現更大、更高層次的政治角力，大家都看到現時的國際形勢。所以我們一定要看清每件事的背後有甚麼在進行。我對香港的司法機關充滿信心。在回歸時，一個新的終審法院可能需要更多支持和肯定，但經過25年，香港的司法機關、終審法院已是國際知名，其判案、判例都在其他普通法區域被引述，所以我和我的行政會議同僚湯家驊議員看法一致，我們仍有非常堅實的基礎，可在香港維護司法獨立，所有審判不受干涉。
記者：林太，你好，我有三個問題。第一，我想先問問疫情方面，因為世界衞生組織剛剛發出了一個strategic plan，title是“End the Global COVID－19 Emergency in 2022”，提到一些基線的預測，亦與一些衞生專家的認同類似，譬如說病毒個案的傷害降低，我們可能要周期性接種疫苗。你是否認同這個路線圖，政府有沒有可能構思，即是我們可否探討一下香港式的“共存”，為全中國先行先試？第二，就是剛才你提及快速測試方面，我想釐清你的意思是否想做一個“全民快測”作為先試一次的全民檢測？有沒有強制性，如果不做的話有沒有罰則？第三，就是在海外非常任法官方面，有海外非常任法官曾經形容過他們是“礦洞中的金絲雀”，如果他們全部都離開的話其實是一個警號。你有沒有預期非常任法官制度我們是否可以繼續？因為你也引述過湯家驊，他也提及過，可以向其他地區，譬如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等司法管轄區，向他們招手委任他們的法官。我知道林太你曾經在十一月為Lord Hodge宣誓，當時他有沒有向你表達一些就著國安法的關注？我理解你說這件事與國安法無關，但在國安法實施以來，我們可否進行一些中期檢視，譬如在條文或者刑罰上，或者在條文上我們再寫得清楚一點？多謝。
行政長官：三個問題。第一，我今早只在新聞看了一小段關於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總幹事譚德塞講未來或者在今年整個疫情的發展，我沒有很留意到他提及路線圖；反之，我聽到他說看來有幾種情景會出現，一種比較大機會出現的就是病毒會不斷變種至越來越弱，所以可能對於醫院的壓力、對於傷害會減少，但會不會真是這樣確實不知道。但我們在香港的抗疫工作也有很多專家參與，所以每一次如果世衞有些意見值得我們在專家組中討論，衞生署也會安排專家會議來討論，無論是接種疫苗或是使用口服藥物，都會由專家討論然後提供意見，因為我本身並不是公共衞生的專家。但當然我想無論是世界衞生組織還是各國政府，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都希望疫情早日受控，讓我們可以盡早恢復正常的人員往來和社交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