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構建兩岸“我們群”意識。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岸開啟交流以來，台灣對待中國大陸崛起具有三種態度：基於理性主義（rationalism）算計與選擇基礎上的接受與歡迎，更多是著眼於兩岸廣闊的商機；基於情感和對未知想象的糾結與恐懼，擔心被“吃掉”；基於未來願景的期許與向往，自願融入其中。未來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應成為兩岸交流的主導性思維，通過交流交往衍生出對和平發展的持續和深層次的需求。兩岸應堅持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在持續交流互動中彼此相互借鑒，相互參照，相互啟迪，相互融合，進而產生一個更高效的善治系統，並對接兩岸若干治理機制，進而共同維護共同體的福祉。相信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兩岸之間的群際互動也將產生重要的外溢效應，逐漸導正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認知，糾正其已有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偏差，促進兩岸集體身份的不斷建構和內化，這也將為導正台灣民眾的家國認同和兩岸統一後的台灣社會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礎。
兩岸文化融合發展的動力來源於兩大層面，一是公權力的政策和制度驅動，二是市場和民間的內生源發動力。為了強化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政治身份認同，首先要強化公權力職能角色，將民間潛能充分釋放出來。從博弈論角度來講，作為兩岸關係主導者角色的中國大陸應發揮主體能動性，強化對兩岸關係的規制力量，加大對台灣的磁吸效應，主動建構兩岸同胞共同的國家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既有主觀認同，又有客觀認同，前者顧名思義是指心理上的歸屬，後者主要是指含有身份認同表示或符號的器物，如身份證、護照、台胞證等。大陸公權力部門在推進兩岸語言文化交流時，也要充分關注在器物層面對台灣同胞的影響，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如近年來大陸相繼推出的台胞卡等重要舉措，對於兩岸一體化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相信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兩岸之間的群際互動將產生重要的外溢效應，由利益共同體走向命運共同體，這也有助於逐漸導正和改善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認知，進一步減少彼此的隔膜，消除台灣部分民眾的誤解和偏見，促使其身份認同逐漸“跨越行為體的‘知識’邊界，從自我延伸到他者、將他者納入到自我的身份界定中”，進而打破其已有身份界限認知的藩籬，逐漸由“你群”、“我群”而交集成為“我們群”的共有認知。2020年民進黨繼續執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勢將面臨更大阻力，但並不能根本上改變兩岸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融並且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趨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