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型軍事競爭中的風險管控
面對特朗普可能加強的“印太戰略”，中國應利用東盟框架，開展定期對話，避免誤判且控制潛在危機。儘管特朗普推動的“準同盟化”可能引發不可控的區域衝突，但全球安全治理仍留有多邊合作空間。以朝鮮核問題為例，中美在半島無核化目標上立場一致，但具體路徑分歧仍存。未來，六方會談等多邊機制可成為協調各方利益的重要平台，複雜的半島局勢使得朝鮮既是被施壓目標，卻也可能成為調整區域博弈格局的杠杆。中國可通過加強對朝鮮經濟與外交支持，彰顯在半島事務中的協調與建設性作用，同時平衡域外勢力的介入壓力，推動區域安全穩定。
（三）全球治理與多邊合作的可能性
在全球治理中，中美關係複雜，既有戰略競爭，也包含合作需求。氣候變化、疫情防控、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超越單一國家能力，需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儘管特朗普傾向保護主義，但作為主要碳排放國，美國的氣候政策對全球治理至關重要。中美在在碳減排和綠色技術合作上責任重大，通過技術交流和聯合科研，可提升中國在氣候治理中的話語權，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疫情防控凸顯公共衛生問題的跨國特性，中美作為醫藥技術和資源主要供應國，可在疫苗研發、醫藥供應鏈和公共衛生政策方面加強合作，特別是在世衛組織框架下形成共識。這不僅對全球疫情防控意義重大，也為雙方提供超越政治衝突的合作平台，增進互信。在糧食安全領域，氣候變化與供應鏈不穩定加劇農業資源短缺風險，中美作為主要農業經濟體，通過技術共享和創新可穩定全球糧食供應，減少饑荒風險，並在農業科技與儲備體系建設上開展合作，為全球糧食安全提供保障。
六、中美供應鏈脫鈎的數學建模與理論分析
特朗普的“去中國化”政策不僅是經濟競爭，還深度干預全球供應鏈。為評估其對中美關係及全球經濟的影響，本文提出用供應鏈網絡的數學分析框架量化脫鈎風險，並通過DCC-GARCH模型研究兩國經濟關聯性，從實體和虛擬經濟兩個維度揭示政策影響。DCC-GARCH模型由Engle和Sheppard於2001年提出〔25〕，利用動態條件協方差矩陣捕捉時間變化的相關性，具備高效建模能力和廣泛適用性。與傳統多變量模型相比，DCC-GARCH大幅降低參數估計複雜性，同時保持模型的解釋力與正定性。其在分析政策衝擊下的動態相關性和非線性影響方面表現突出，為供應鏈脫鈎風險和政策系統性影響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DCC-GARCH 模型的特點是同時對Dt和Rt進行時間動態建模，用於捕捉金融時間序列中的相關性變化規律。假設我們有n個資產的收益at，其期望值為0，協方差矩陣為Ht，則動態條件相關（DCC-GARCH）模型定義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