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7月8日電／聯合報8日社論指出，日本防衛省證實可能派軍進駐宜蘭外海與那國島的消息，提醒了世人注意日本對二○○八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台海新情勢作何因應，也因而聯想到美國亦值相同的處境。
社論說，二○○八年後的台海兩岸關係，有兩大特徵：一、武力對抗降低：北京從上世紀五○年代的“解放台灣”，至八○年代以後的“不排除使用武力”，轉變成現今二十一世紀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二、經濟交流上升：相對於軍事對抗及意識形態抗爭的降低，經濟互動成了兩岸關係的主軸。
此一新情勢，非但影響分處兩岸的台灣與大陸，也強烈影響美日與台海兩岸的關係。一、由於兩岸武力對抗的降低，亦形同使美日介入兩岸事務失去了一只政治槓桿；昔者美日將日本“周邊有事”包含了“台灣有事”的戰略思考，可能從此成為無的放矢。二、由於兩岸經濟交流上升，台灣的主要風險不再是被北京“武力併吞”，而是可能在大陸的強勢經濟衝擊下，使台灣喪失了經濟的自主性。今後美日的台海政策，必須因應此種新情勢而調整。
社論說，首先，美日必須對中國的未來角色作出正確的評估。中國有機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真正“和平崛起”的大國與強國。對內，倘若它能善用“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的兩項優勢，並逐漸建構相對自我完足的內需經濟體制；對外，倘若它能準確維持“和平”的主軸，庶不致授人以柄；那麼，“中國崩潰論”就不太可能發生，“中國威脅論”也不會給人留下報復或制裁的口實。也就是說，中國如果把握住和平的主調，外國即無開釁的藉口；又倘若能繼續累積經濟貿易的“柔性國力”，中國在全球化中將愈來愈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勢若趨此，美日對中國的政策，即應從“軍備／冷戰”轉向“以和平為基調的經濟熱戰”。
過去多年，唯一可能使中國偏離“和平／經濟”這條主線的就是台灣問題，這也是美日往昔一向操持的一只政治槓桿；然而，二○○八年後兩岸關係的大改變，卻大幅降低了此種可能。因為，兩岸關係已經先一步轉入了“和平／經濟”的軸線。至此，中國的“世界戰略”，與“台海戰略”已趨一致，皆以“和平／經濟”為主軸；這意味著外國若想從世界的面向上以軍事壓制中國，或在台海的面向上藉軍事理由介入，其可能性皆已大減。再加上台灣內部受到二十年來的翻滾衝擊，台獨訴求的正當性及可行性亦在快速削弱；美日若仍希望台灣扮演“反中馬前卒”的角色，亦已殊無可能。也就是說，不論就世界大勢論，或就台灣內部情勢看，美日的對台政策皆已到了必須重新思考、重新建構的時候了。
社論說，過去二十年，經歷李登輝、陳水扁執政，美日也深度參與並見證了台海兩岸競合關係的劇烈演化過程。美日即使對台灣有道義承諾，卻不可能促成台灣“獨立建國”；且台灣的民主政治亦不可能同意採取與中國大陸決裂的“國家”路線，台灣的經濟運作更不可能脫離與中國大陸的交流互動。因而，兩岸關係今日走向“和平／經濟”的主線，毋寧乃是必趨必至之勢；至此，美日過去那種“台灣不可台獨／又要台灣作反中馬前卒”的戰略構想，亦已無以立足。如前所論，對於美日而言：新的台海課題，不在防止中國大陸以“武力併吞”台灣，而是須考慮如何在中國大陸的強勢經濟衝擊下，使台灣維持必要的經濟自主性，並藉以維護台灣的民主體制。
其實，台中美日四方的最大交集，正是在“和平”與“經濟”兩個概念。能夠使台灣維持做為一個有相當經濟自主性的民主體制，符合各方的基本利益，當然也符合北京的利益。美日應當考慮藉與台灣簽定ＦＴＡ等方法，來提升台灣的經貿角色；而北京亦當歡迎此類作為，以使台灣的民主體制願意接受更有建設性及更有尊嚴感的兩岸關係。
社論指出，準此以論，日本駐台代表齋藤正樹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及日本防衛省謂將駐軍與那國島，這些皆是開倒車的做法，不啻想倒撥時鐘回到“終戰”甚至“牡丹社事件”的時代，不智至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