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愛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認為是對當代世界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位思想巨人。三人又都是猶太人。
對中國革命產生很大影響的也有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兩位猶太人： 鮑羅庭，米夫。鮑羅庭在國民黨中發現了蔣介石。米夫在共產黨中發現了王明。
被發現的這兩人，皆因此居於各自政黨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
於是就說，接班人選錯了。
蔣介石也常以“總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據說孫中山臨終時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難舍，痛於言表。
可惜此說來自蔣介石自己修訂的《蔣公介石年譜初稿》。
當年寸步不離孫中山病榻的床前侍衛李榮的回憶是：
“（3月11日）至晚8時30分鐘止，（孫）絕終語不及私。12日晨一時， 即噤口不能言。4時30分，僅呼‘達齡’的一聲，6時30分又呼‘精衛’一聲，延至上午9時30分，一代偉人，竟撤手塵寰，魂歸天國。”
臨終的孫中山呼喚了宋慶齡，呼喚了汪精衛，卻沒有呼喚蔣介石。
孫中山1925年3月去世。該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所謂“總理惟一的接班人”蔣介石卻既不是其中的常務委員會委員，不是國民政府委員，也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甚至連候補委員也不是；還只是一個沒有多大影響的人物。
孫中山至其臨終，也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蔣介石1905年在東京由陳其美介紹就認識孫中山。但孫中山倚為股肱的軍事人才，先是黃興、陳其美，後是朱執信、鄧鏗、居正、許崇智，和陳炯明。陳其美殉難，孫中山說“失我長城”；朱執信病逝，孫中山說“使我失去左右手”；對陳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競存（陳炯明）兄為民國元年之克強（黃興）， 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蔣介石。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他未委派蔣重要的軍事職務。
蔣首次在孫中山面前顯露軍事才能，是上書陳述歐戰情勢及反袁鬥爭方略，這才使孫中山對他有所注意。在陳炯明部任職期間，蔣介石又連向孫中山呈《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等意見，也僅使孫中山覺得他是個不錯的參謀人才，僅此而已。
於是孫中山委任給蔣介石的，多為參謀長、參軍一類不掌握實際權力的職務。蔣先後擔任過居正的參謀長，孫中山總統府參軍，陳炯明的作戰科主任，許崇智的參謀長，孫中山大元帥行營參謀長。
最先欣賞蔣介石的倒是陳炯明。他發現此人的才能絕非限於參謀方面。蔣介石在陳部幹了一段作戰科主任，要辭職，陳炯明竭力挽留，向蔣表示“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
陳炯明說對了。最後他果真敗於蔣介石之手。
蔣介石與陳炯明關係不錯。1922年4月，陳炯明準備叛變， 向孫中山辭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之職。孫中山照准。蔣介石不知陳意，還想找孫中山為陳說情。不成，便也辭職。在回滬船上還給陳炯明寫信：“中正與吾公共同患難， 已非一日，千里咫尺，聲氣相通”。
但陳炯明一叛變，蔣立即拋棄與陳的友誼，站到孫中山一邊。
孫中山正是因為陳炯明的叛變，第一次對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後來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言中寫道：“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 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生死。”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性格及處事方式，卻甚感頭痛。
蔣介石脾氣暴躁，經常與周圍人關係緊張；動輒辭職不幹，未獲批准也拂袖而去，誰去電報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孫中山任蔣為許崇智的參謀長。僅月餘，蔣便以“軍事無進展”為由離職歸家，孫中山派廖仲愷持其手諭都無法挽留。
1923年6月，孫中山命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蔣到任不滿一月， 又以不受“傾軋之禍”為由，辭職返回溪口。
1924年初，孫中山委派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剛一個月，蔣就以“經費無著落”為由辭籌備委員長之職。9月，再辭軍校校長之職。
自1918年7月辭陳炯明部作戰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辭黃埔軍校校長，6年時間中，蔣介石先後辭而複職竟達14次之多。
孫中山容忍了蔣介石歷次辭職，獨對辭黃埔軍校之職不能忍受。創辦軍校建立革命武裝，是馬林1921年向孫中山建議的。1923年《孫文越飛宣言》簽署後，越飛又表示蘇俄將提供款項、武器和教練人員，幫助建立軍校。孫中山革命奮鬥幾十年，吃盡了無自己武裝的虧，夢寐以求想建立這一武裝。直至晚年剛有實現的可能，蔣介石又動輒撂挑子不幹，確實大傷了孫中山的心。他對蔣介石深感失望。
歷來極重兵權的蔣介石又何嘗不知黃埔軍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滿的，並非僅僅“經費無著落”，而是在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上， 孫中山沒有指派他為代表，各省黨部亦沒有推選他，國民黨黨史上極其重要的這次大會，他連一張入場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啟程北上。國民黨黨史記載，北上前兩天，“總理令（黃埔）新軍改稱黨軍，任蔣中正為軍事秘書”。這是孫中山給蔣介石的最後一個職務。孫中山北上至去世4個月時間內，再未給蔣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蔣介石1963年11月在台灣回憶說：“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 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的對我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卻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我開始入黨，到擔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語之間，飽含當年的不遇與委屈。孫中山不曾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何人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呢？蔣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來說，將是一部現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來說，則該歸於蘇聯顧問鮑羅庭。
他第一個把把蔣介石推上權力高峰。
鮑羅庭也是一個謎。被派到中國來的共產國際或蘇俄革命者，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富有創造性地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發揮如此巨大的影響。
他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出生於拉脫維亞，先後投身俄國、西班牙、墨西哥、美國、英國和中國革命運動。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傳奇。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布魯塞爾、倫敦舉行。參加會議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決權的43人，一個特殊情況是其中8 人享有兩票的權力，所以大會的實際總票數是51票。
這些數字枯燥乏味，難於記憶，但對20世紀卻有極大意義。
第二十二次會議討論黨章草案第一條關於黨員的規定時，分裂發生了。
列寧的草案建議“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且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可以成為黨員；馬爾托夫的草案也認為接受黨綱和在物質上幫助黨是黨員的條件，但認為只要“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就行了，不必非要參加黨的一個組織。
分歧由此產生。冗長的辯論之後，列寧的草案以23票對28票被否決。
是馬爾托夫、而不是列寧首先掌握了多數。在隨後大會的每一次爭論中，馬爾托夫都以優勢票數獲勝。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會議，一個小組委員會把“崩得”的地位問題提交大會討論時，變化發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們的自治權被否決，憤然退出大會。兩名“經濟派”代表則認為他們的組織“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國外聯合會”在大會之後便不存在，沒有理由再參加會議，也離開了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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