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聯合早報今天刊登新加坡國大東亞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說，“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重要的是要回答“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改進問題。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只能導致對這個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視或者漠視。只有承認了“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才能對這個模式加以認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進。
全文如下：
最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海內外就“中國模式”發生了很大的爭論，但爭論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共識。總體上看，在這場已經持續多時的爭論中，人們的關注的對象並不在於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而是變成了要不要、該不該有“中國模式”的問題。毋庸置疑，爭論已經過於政治化，甚至道德化。很顯然，這種局面的持續，並不能對人們認識“中國模式”有很大的幫助。
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的存在？這個模式究竟是怎樣的？其模式的內在和外在含義是什麼？這個模式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無論就中國本身的發展，還是中國發展對世界的影響而言，都有必要回答這些重要的問題。不過，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去政治化。
海內外，人們對“中國模式”都存在著高度政治化的認知錯覺和幻覺。在西方，圍繞著“中國模式”，人們可以看到三種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觀點。
第一種是人們所說的“捧殺派”，就是對“中國模式”大加讚揚，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殺派”內，人們“捧殺”中國的出發點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他們本身的利益和中國相關。因為利益相關，他們也很希望“中國模式”能夠可持續發展。也有一些人的確希望中國能夠發展出一個和西方不同的模式來。這些人往往對西方模式已經失去了信心，也不認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續下去。而中國這些年來的高速發展，給這些人一個希望。中國一些人說他們是“捧殺”，並不見得。很多人的確是這樣認為的，並沒有多大的惡意。當然，很容易發現他們往往光看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這些成就背後的代價和未來發展的制約因素。
和“捧殺派”相對的是“‘中國模式’威脅派”。“威脅派”不僅看到了“中國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國模式”對西方的長遠影響。這些人看到中國經過了數十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時發現中國的發展並沒有根據西方的邏輯，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相反，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而這個模式已經頗具競爭力。他們相信，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已經對西方模式構成了很大的壓力。“威脅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國模式”提高到價值論的高度，認為“中國模式”所表達的就是一種和西方不同的價值，不僅對西方價值構成競爭，且說不定會取代西方價值。
和“捧殺派”與“威脅派”不同，西方很多人並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中國模式’不定論”。這些人大多看到中國的發展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和制約因素，不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模式”的東西，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持續。他們中間，有一些是比較了解中國發展的，能夠從比較深的層次來看待中國問題。他們看到了中國體制內部的種種弊端，評估著中國會不會解體甚至崩潰。但是，也有一些人則是在意識形態上敵視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解體和崩潰。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不配產生一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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