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指出，另一方面，香港由港英管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過渡，也開始處於由“承前”向“啟後”轉變。
他說，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特區第一個五年，強調平穩過渡，亦即“承前”，盡可能保留九七前的東西不變。從特區第二個五年開始，出現“承前”向“啟後”轉變的跡象，表現在董建華先生推行高官問責制以及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立即激起傳統觀念、利益群體，包括頑固反動勢力的抵制和反對。
他表示，曾蔭權上台後，只能“承前”無法“啟後”。但是，香港一定要向“啟後”轉變，因為，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已由經濟、政治都講“兩制”忽略“一國”轉變為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正在朝著承認“兩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要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的目標轉變。所謂“啟後”，就是實現這一目標，開創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紀元。
周八駿說，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就是在這樣一個轉折點上展開的，因此，無論鬥爭還是認識，都表現得特別錯綜複雜。應該承認，愛國愛港陣營對哪一位候選人更適合在當前條件下出任行政長官的認識遲遲未能統一，也是這次競選特別激烈的一個因素，假如早一點取得統一，所謂建制派的分裂不會到今天這樣嚴重的程度。
他說，的確，在2003年七一後不久，唐英年接替梁錦松出任財政司司長，他是被視為行政長官備用人選。曾蔭權接替了中途離任的董建華，沒有改變唐英年是候任的行政長官人選。在第三屆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一職上，中央啟用唐英年，這個趨勢就更明顯了。問題在於，大家都以為唐英年是下屆行政長官不二人選，對方據此做了策略調整，爭奪曾蔭權之後的管治隊伍。然而，事實證明，唐英年的政治觀念是模糊的。他在競選最後關頭，實際提出的口號與反對派的政治口號相接近，他和梁振英之間有原則性差別。但這一點在很長時間裡是被掩蓋了的。唐英年之所以在很長時間裡成為一個“眾望所歸”的人選，是政治模糊的結果，這個結果，和出現所謂“建制派”這一新標記是一致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們不願稱自己是“愛國愛港陣營”，稱自己是“建制派”，用這個口號把各種政治勢力以大雜燴形式相包容，同時取消民主派是反對派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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