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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西方之交遇，實際上是兩個不同文明對等的匯合。 |
中評社╱題：從中西文明差異透視西方救贖觀 作者：熊玠（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導論
中國與西方社會在近代（19世紀以來）之匯合，以歷史縱深眼光觀之，本是中西不同文明之間正面相遇與對話的現象。可是，西洋人並不認為是對等的對話。而自鴉片戰爭以後至民初的國人，由於中國歷年來飽受西方欺淩掠奪而喪失了自信心，因此持有離奇自貶的看法。尤其是某些喝過洋水的年青志士(如胡適之輩)，認為中國非謙恭模效西方文明不足以提升到堪可納入現代文明世界的水準。所以，胡適不假言辭地宣稱“能作飛機大炮的文明就比那不會作飛機大炮的文明要高明”；更大聲疾呼地要“打倒孔家店”。無可諱言，這是自暴自棄、欲將中國硬塞入西方文明而後快。
歷史的諷刺是，一個世紀以後，在中國二次再興起的時機，恰逢西方（包括歐洲與美國）沒落，尤以2008年華爾街崩潰以後為然。反而是西方學人首先承認中國與西方之交遇，實際上是兩個不同文明對等的匯合。這個認識，也是本文的大前提。由此大前提出發，本文要先將中西文明(文化)作一梗概的比較。然後，針對西方文明當前的危機作一簡評，特別是表現於美國“富不知足、強不能安”的痼疾之上。最後，再來看中國文化對挽救西方文化大廈於將傾有甚麼可貢獻之處。
中西文化梗概的總體觀
在進一步討論以前，須要對“文明”、“文化”以及它們間的關係作一交代。不同學者對這兩個名詞有不同定義。考古學家更將“新石器”“文化”(Neolithic culture)定為邁向人類“文明”（civilization）的過渡，是一種特殊看待文化與文明關係的術語。另也有很多中西學者將這兩個名詞彼此互為定義。但從邏輯分析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法，無異是重複而乏新解。甚至還可能造成意義上的混淆。譬如，中國文化很多時候被簡稱為“儒家文化”。但如果易之為“儒家文明”，則將不知所云！
嚴格來說，這兩個名詞有不同涵義。“文明”的涵義主要是一個生活方式，其中包含人民賴以生存的生計(譬如農業、漁業、工業等)、科技的進度、公眾事務的管理或統治，以及互通有無與書寫表達之方式，也包含度量衡的統一，甚至表現在共有的宇宙觀及共同接受的神靈與民族英雄等等之上。在另一方面，“文化”則標誌著人們共同的理念、哲學與思維方式，以及理性上、文藝上、與社會道德上的特質。它也可能反映人們對於共有宇宙觀與宿願的表達、甚至於面對人世間繁瑣細碎事情處理的方式①。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是文明的中心主軸。可是，由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結果，人世間的知識、科技、與物質文明幾乎普遍統一。因此，如中國與西方在某些本屬文明範疇而已臻統一的狀況下，本文在適當語句中選用“文化”一詞，而不用“文明”，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另外，就是在我引用其他學者的意見時，如他們的論述中將文明與文化用作同義詞，我也不予更改。以示尊重之外，還有保存原意的考慮。
中國文明一向有5,000年歷史之說。而且以前最權威的研究，認為我們的原始祖先發跡於如今中國西北部之黃土高原②。但最新出土文物已證明不僅如此而已。第一，在杭州灣1973年發現的河姆渡新石器文化，據推算可追溯至西元前4,500至5,000年。意即中國文明最早可能始自7,000年前。第二，除此以外，自1979年以來更多考古發現，證明我們原始祖先的發源地，並不限於黃土高原甚至河姆渡地區；而且散佈在河南、長江中段的三峽地帶等等③。
如以中國文明有7,000年歷史來計算，它在人類文明史上將持有最長久的記錄。將早於古埃及文明(6,000年)、巴比倫文明(5,000年)、以及印度文明(4,000年)。而且，在全世界這些古文明之中，它是延續到現今而猶存的獨一文明。至於為甚麼中國文明歷經7,000年而不衰，是一門大學問，值得考證。我在今年四月剛出版的拙著中有較詳盡的交代④。不過，在此我想引述一項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帝國興起而國家輪廓正在定型的關鍵時期（漢朝），儒家思想被漢武帝（於西元前136年）定為國教（以下估將儒家思想簡稱為儒教）。從此中國有了一個文化統一的力量與版本。中國早自夏朝（西元前1818-1766）已有共同文字。儒教又為中國帶來一個國家與社會的共識，包含五倫的關係與道德上的規範(禮)、以及“社會和諧”之理念與精英對社會的責任（士志於道，任重而道遠）。由於儒家不排斥其他各家思想（孔子曰“集大成”），奠定了中華文化包容乃大、博大精深的基礎。再因國家接納儒教以後而引來的科舉制度，帶動了由社會基層而來的賢達碩彥之升遷。於是“國”（政治體）與“家”（代表社會）融合為一體，造成國家結構牢固不朽。故儘管有朝代之更替，而統一的文化永存；由科舉而產生的士大夫，作為國家穩定治理之棟樑與支柱。雖然科舉制度於1905年取消，以後也幾經革命以及內憂外患（包括日本侵略），但並未動搖社會根基之永固。由此可知中華文明能延綿不衰、而日日新、又日新奧秘之所在。正如月有盈虧陰晴，儒教也有盛衰起伏，然其深植中國社會之根深蒂固，無容否定。
相比之下，西方在早期的歐洲，基督教本可成為類似的文化統一力量，可是天主教會的興起，是在羅馬帝國之後。加之，早期基督教內部也因教義分歧而紛爭不已。再有多次十字軍東征所代表的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衝突，所以基督教最終未能取得相等（像儒教那樣）的文化統一作用。基督教雖然對西方各國內部社會秩序穩定曾起了一定的影響，但由於教會壟斷了教義的解釋，造成兩大後遺症：第一，基督教國家對非基督教國家之歧視待遇；第二，基督教徒，除了仰仗身外的“救贖”（見下）泉源以外，缺乏內在的自我信心，再加上西方“亞伯來罕文化”承襲了遊牧民族原始祖先之排他習性，種下西方人“富不知足與強不能安”的種子。殆至近代教會沒落，這種毛病更深不可拔。
中西文明根源差異造成對“救贖”觀點各異
為了比較中西文化的差別，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的分辨之道。錢穆（賓四）大師分西方文化為“外向性”的文化，而中國為“內向性”文化⑤。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大師諾師偌普(Northrop)教授從哲學“知識論”角度提出另外一種看法。認為西方人看世界時，好像人是跳出地球之外來由外面觀看地球之旋轉，而中國人觀察地球，則是自身已包含在地球之內的旋轉現象⑥。我以前的著述，曾以大陸性原始農民與遊牧民族先民之不同宇宙觀作為界定中西文化各自特殊形態之準繩⑦。現在，我要用另外一個相關的法則來審察中西文化之差異。那就是他們各自對“救贖”的看法。所謂“救贖”（salvation之泛指），意指世人心靈深處均多少缺乏安全感。至於克服這種有生俱來不安全感的需要，我們可稱之為一種本能的“救贖”渴望。因為西方文化反映了遊牧民族先民的感受，故如現有的水草用罄時，要找出路永遠是尋求外在的綠洲（oasis）。故“救贖”的泉源永遠在外。相反地，中國文化反映了大陸性農民祖先的感受；設若今年收成不好，辦法不外是就地從自我努力開始，譬如修築灌溉管道、改進土壤與種子、甚至改良施肥，以圖增加下次莊稼生產有質與量的增進。農民不能輕言遷徙他地。故“救贖”永遠在於依靠內在泉源，問題只是如何自我改良而已。所以不像西方人那樣若不依賴外在“救贖”泉源則對自身（現處的情況）毫無安全感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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