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就任以前，我們都看到了兩岸關係中的不穩定、不可預測性、特別是不安全感，都在持續地增加。從很久之前我就了解到，兩岸關係一定要用新思維來看待。雙方必須要能強調共通之點，擴大共享利益，善用共同機會，以及淡化彼此的政治分歧。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在2005年訪問大陸的“和平之旅”，踏出了第一步。連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說中，呼籲兩岸要一起努力，“化刀劍為犁鋤”，可說適切掌握了這個新思維的核心概念，兩岸之間幾十年來的對抗，也因此出現了改變的機會之窗。
我在2008年上任後，便努力要落實並加速這樣的改變。當世界在快速變遷之時，台灣卻因為上個十年的錯誤政策，而在亞太地區面臨了被邊緣化。我知道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及“國家安全”，我必須突破兩岸關係的僵局。因此，我支持所謂“三不”政策，也就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這個政策不但對於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產生了變化，同時也創造了兩岸之間的“良性循環”。
此後，我採取“九二共識”作為雙邊協商的基礎。“九二共識”也就是“一中各表”，已經被證明了是兩岸關係持續發展之關鍵。在這個“共識”下，六次“江陳會”得以進行，兩岸也因此達成了許多務實且難得之突破。在“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下，至今兩岸已就與台灣人民息息相關的議題，簽署了15項協議。在此同時，我們也計劃要將兩岸溝通的管道制度化，使其能更便利、更可預測，同時更加穩定。只有藉由這樣的“基本功”，去年所簽署的ECFA才有可能落實，也才能真正獲得實利。一份經濟計量學的研究顯示，在經濟結構有足夠時間逐步調整後，ECFA未來累積的收益將達國內生產額的4.4%。這還不包括其他因為改善服務業、貿易、以及投資環境後所產生之潛在外溢收益。
我也相信，隨著兩岸交流，雙方與“第三國”互動也會有所增加，這不僅能夠強化台灣、大陸、及其他國家之相互瞭解，也能進一步引導兩岸關係的發展。換言之，兩岸關係的“良性循環”，對於國際社會不但產生正面的外溢效果，同時也能進一步反饋到兩岸關係。舉例來說，由於兩岸採取外交休兵政策，“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目得以穩定維持在23個國家，不像前政府執政時就丟了6個“邦交國”。台灣現在不但已經加入了“政府採購協定”(GPA)；同時也在暌違38年後，重回世界衛生大會(WHA)成為觀察員。提供台灣免簽證待遇的國家與地區，從53個增加到113個，其中美國為少數之例外；年輕朋友能度假打工的國家，也從2個增加到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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