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4日電／核心提示：近些年來，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歷史性變化，國際問題研究對國家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或智庫雨後春笋般成立起來。在新一輪的國際問題研究大發展時期，我覺得有三個問題需要我們重視。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歷史性變化，國際問題研究對國家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或智庫雨後春笋般成立起來。在新一輪的國際問題研究大發展時期，我覺得有三個問題需要我們重視。
第一個問題是要改變“戴著英美眼鏡”看世界的習慣。一個國家的世界觀或者國際觀，不只是其對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也是其對外部世界事務的理解能力。可以說，一個國家的國際問題研究水平，在這兩個方面都有所體現。理解能力來自於對被研究國國情的把握。不過，我們現在關於英語國家以外世界國情的了解，很大部分是借助英語國家的研究文獻。記得20世紀70—80年代，當時的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各地的人民出版社等，直接從各國當地語言翻譯出版了一大批國別和區域研究叢書，7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學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對外國國情的了解很多受惠於此。近十年來，許多國別區域研究小語種人才缺乏，用英語材料研究非英語國家的現象比較普遍，甚至我們閱讀的許多非英語國家的歷史與社會科學名著，漢譯本也是從英譯本轉譯過來的。要真正戴著自己的眼鏡直面當地國研究，改變“戴著英美眼鏡”對我們的影響，形成自己對世界的理解體系，研究者固然要努力克服語言障礙，但從國家文化安全角度出發，更需要借重國家力量，有組織、有系統、不間斷地翻譯、出版拉美、非洲、東南亞、西亞北非、中亞、中東歐等地區的國情知識，使一般研究者能夠在平衡接受知識中形成比較和判斷。
第二個問題是從“洋為中用”到“中為洋用”思維的轉變。國際問題研究不僅要有為自己提供資政育人的能力，也要有為別人提供資政育人的能力。國際問題研究涉及範圍很廣，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等學科，都有專門的與區域、國別、國際關係有關的分支領域。我們過去研究一個國家，往往重視從中國與該國外交關係角度研究，這有其優點，但不足之處在於，外交關係往往深受國家內部歷史、制度、經濟、文化的影響，因此，外交、國別和區域研究需要深入研究他國內部政治機理、經濟脈動、社會變遷、階層變化、文化基因。這種深度研究一可以提高自己對對方的理解和判斷，二可以通過對對方國情的分析，為其發展提供建設性建議，此為“中為洋用”，有利於“中國方案”“走出去”。這不是干涉對方內政，而是為對方發展提供合理化的建設性建議；為對方資政不是給對方“吃藥”，像有些著名智庫和國際機構給他國發展“吃藥”、搞亂他國的做法，中國人不能幹。所以，包括國際問題研究在內的我國社會科學，要“走出去”的話，除了將自己的本土研究成果推出去以外，還要學會在研究對方的過程中讓自己的社會科學被人主動請進去。
第三個問題是要尊重自己的文獻，重視自己的教材和理論體系建設。文獻檔案是一個國家歷史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文獻也是一國學術史的必備部分。關於國際問題研究許多觀點的文獻綜述，完全追溯到中國、從中國講起有點學術自大，但完全從西方講起怕有點學術自卑，什麼簡單的觀點甚至常識都成了別人的發明，這就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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