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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羅祥喜、謝大寧、王文隆。（中評社 倪鴻祥攝） |
另外一個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急切，就這點而言，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顯現的急切與躁進，就算不是唯一，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我們總很希望睡一覺之後，這個世界就已經完全改觀，也是因此，它就產生了一種普遍的“拿來主義”，既然傳統不行了，就趕快丟掉傳統，拿一個有用的東西進來吧。所以從戊戌變法開始，拿來主義就成了一種走馬燈式的熱鬧景象，從照搬明治維新，君主立憲開始，在中國的言論市場上，實用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那令人目不暇給的主義，真是多如過江之鯽。然而所有的主義之在中國，幾乎都會帶來某種程度的噩夢，為什麼呢？我覺得李澤厚真是一語道破，也就是這些主義都是在“救亡壓倒啟蒙”的狀況下進來的，因為要救亡，所以來不及做啟蒙工作，於是大家都一起囫圇吞棗，就這麼讓我們整個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千萬人頭落地，付出了這麼大的血淚教訓。
然而平心而論，我們民族已經從馬關條約的屈辱中走出來了嗎？我也許必須說，這種屈辱感其實一直還沒有真正被療癒，這點只要看目前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心理，就可以思過半了。我常認為，只要中國人一天脫不開這種心理，而日本也脫不開他們在二戰並非敗給中國的認知，那中日就終須一戰，當然，無論結局如何，那都將是仇恨的輪迴，也是中日民族的不幸。
然則有甚麼方法可以脫離這樣的輪迴呢？坦白說，如果現代化乃是一個不得不然的選擇，那麼它就有賴於一種“真正的啟蒙”，一種從我們民族傳統的深度反省裡，長出一種自覺的啟蒙精神來，願意以一種不求近利，不求速效的方式，真正來消化人家的好東西，來“創造性地轉化”我們的傳統，才有可能逐漸轉化目前仍深深困擾著我們的文化形態，走出一條健康的現代化道路。
但是這樣一種看來有點迂腐的建議，真能讓我們這個雖古老但卻患了過動症的民族聽進去嗎？我希望，但我真不知道！
這場圓桌論壇14日下午在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主持人為台大政治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中評智庫基金會副執行長羅祥喜受邀與會。參與論壇的學者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暨研發長謝大寧。前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秀政。台灣國際法學會執行長李明峻。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副國際教育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董思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