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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不認同吳建國在新書寫說蔣經國是因為江南案及十信案，被迫從保守改為解嚴及開放赴大陸探親等開放政策。左起汪希苓、馬英九、吳建國、陳虎門（中評社 倪鴻祥攝） |
中評社台北1月13日電（記者 倪鴻祥）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前校長吳建國訪問“江南案”重要關係人、“國防部”前情報局長江希苓、前副處長陳虎門後集結成冊，12日下午舉行《破局：揭祕！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新書發表會，書中提到蔣經國晚年身體惡化，加上“江南案”、“十信案”等頭痛問題與弊案 ，在壓力下宣布解嚴、開放赴大陸探親等。此一觀點遭到馬英九及汪希苓的挑戰，吳建國表示，可惜沒能事先找機會與馬談一談，讓此書的觀點更為完整。
江南案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俗謂“劉江南”）在美國加州遭刺殺身亡。台灣官方雖然承認江南案為情報局官員主使，但仍強調本案乃情報局官員獨斷專行所致，非高層授意，並逮捕了當時的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
新書發表會下午在孫立人將軍官邸（今陸軍聯誼廳）舉行，馬英九與台北市長柯文哲，新書作者吳建國、汪希苓、陳虎門，前“新聞局長”邵玉銘、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都出席，現場擠滿記者。較勁爆的是，馬英九與汪希苓都挑戰吳建國新書的觀點。
吳建國在“破局”新書自序裡認為，蔣經國晚年權力布局改變、從保守走向開放是“被迫的”，他在自序中指出，蔣經國在進入第二任期之後，歷經“江南命案”、“十信事件”的沉痛打擊，所信任倚重的幹部一一發生問題，加上健康的明顯惡化，蔣經國的態度開始轉變，從保守走向開放，包括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打破自己堅持的“三不政策”，允許台灣人民赴大陸探親，尊定了台灣民主化的基礎。蔣經國所以會如此重大改變的原因，簡單說，他的改變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決定。
“破局”把蔣經國執政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保守的第一任期（1978至1984年），第二部分是走向開放的第二任期（1984至1988年），這部分敘述了“江南命案”與“十信案件”，以及他態度改轉的過程。
汪希苓指出，他對蔣經國最後佈局看法的描述，有些不同的感想。1969年他被派去美國擔任海軍武官前，蔣經國對他說，派他去美國是希望他能多爭取一些武器裝備，但這不是要攻擊中國大陸，而是中國大陸萬一攻擊台灣時，必需考慮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台灣今後要走的路是經濟發展與建設，同時建立在民主自由法治之上，使大陸同胞羨慕台灣，由大陸同胞來影響大陸的改變，假如大陸改變了，就可以回家了。
汪希苓表示，蔣經國就是那麼早就想到台灣應該怎麼樣發展的一條道路，很可惜，現在並沒有完全遵照他的理想來做，所以他認為，蔣經國最後開放探親、兩岸交流，實際是有一貫的理想，早就已思考到台灣將來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這是他唯一認為與書上提到說蔣經國是被迫改變的觀點是不同的。
曾任蔣經國英文秘書的馬英九表示，解嚴與開放的決定，絕對不是只因為江南案或十信案才發生的，這跟當時兩岸關係的變化和國際社會發展都有很大關係。蔣經國對台灣的四大貢獻，包括十大建設、解除戒嚴、開放探親及勤政愛民，每一項都是歷史性的貢獻。解嚴是國內政治，開放探親是兩岸關係，看起來好像不相關，深層看，這兩項重大決策都跟兩岸關係有關。
馬英九指出，中國在1979年與美國建交後促使美台斷交，中國提出“和平統一”，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還提出“一國兩制”，當中共擺出笑臉，台灣還在戒嚴、如臨大敵，在國際跟兩岸處於不利地位，解嚴壓力來自台灣內部，也來自美國。1985年某天蔣經國收到美軍顧問團前團長戚烈拉將軍（Gen. Richard G. Ciccolella）親筆來函提到戒嚴對台不利，在國際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變成台灣的包袱。可見，蔣經國第二任發生“江南案”和“十信案”和解嚴、老兵想回家而促使開放大陸探親，沒有直接關連，但涉及政府部門疏失。
馬英九強調，絕對不是一個“江南案”或“十信案”，就完全改變蔣經國想法，而是當時的兩岸情勢和國際關係，使得繼續戒嚴和禁止台灣人到大陸，越來越不可行。蔣經國最後的這兩個重要決策，也改變台灣，至今仍是最後人民愛戴的“總統”。
十信案是1985年2月爆發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簡稱十信）與國泰信託擠兌風暴。當時十信理事主席為國泰集團蔡萬春，蔡萬春兒子蔡辰洲當選“立委”後以大量資金投入房地產事業，十信放款總額占存款總額之比率高達102%，遭“財政部”明令十信停止營業3天，由合作金庫接管，蔡辰洲也因利用人頭、冒名貸款，違反《票據法》被捕，1987年5月在判刑前夕疑因肝癌過世，當時的“經濟部長”陸潤康、“財政部長”徐立德、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關中都因此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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