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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營力挺江“內閣”，凝聚團結氣勢。 |
中評社╱題：從民進黨的行為看台灣法制亂象 作者：潘錫堂（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长
台灣政局風潮持續一個多月以來，國民黨內分崩離析，但民進黨提出倒閣案，讓藍營“立委”暫時拋開“選邊站”的窘境，全數力挺江“內閣”，意外凝聚藍營的團結氣勢，也使得在野黨失去再杯葛“江揆”的正當性。
歷經6次杯葛，民進黨終於在推動倒閣失敗後鬆手，使得閣揆江宜樺得以順利上台做施政報告。民進黨為何不得不“放手”，主要在於感受到民意的不滿，但民進黨卻聲稱在讓閣揆施政報告後將“另闢戰場”，顯然其仍會施展一貫的為反對而反對的策略手法加以反制。
台北地檢署日前依涉嫌《刑法》洩密罪與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將“檢察總長”黃世銘提起公訴，關說案因此掀起台灣政壇第二波的震撼。究竟黃世銘是否會因此下台，固然引人關注，但整起事件，正朝向“關說者沒事、揭發者有罪”的方向發展，更讓人嘖嘖稱奇。
近來台灣經常出現群眾抗議活動，發動群眾運動者自認為是“公民的覺醒”。但觀察群眾活動的動機與訴求，並非全然為公義而論辯、為公益而發聲，不乏都是故意嗆聲甚至惡意對抗。若“公民的覺醒”淪為“錯亂的覺醒”，無異是民主法治的倒退、公民社會的逆流。
民進黨“另闢戰場”為反對而反對
此次民進黨全黨被大黨鞭柯建銘“綁架”提出不信任案，不但民進黨兵敗如山倒，更讓內閣施政受阻，全體台灣民眾受害。然而，倒閣案經投票被否決後，就如民進黨“立委”邱議瑩指出的“民進黨輸到脫褲”。何以如此？民進黨內召開檢討會，幾乎將矛頭指向黨團總召柯建銘，認為他“獨斷獨行”、“綁架了民進黨”。但是，其實自9月政爭風潮以來，馬、王關係緊張，民進黨上下一致以為此是其漁翁得利之良機，黨若獲利，黨籍“立委”也可同蒙其利。
正因如此，民進黨內不但無人檢討老柯關說，反而簇擁著老柯，老柯召開記者會，全黨“立委”如眾星拱月，痛批國民黨“特務治國”，整個民進黨似乎團結在柯建銘四周。
有了黨主席蘇貞昌及全黨“立委”力挺，柯建銘霎時成為綠營英雄，他在“立法院”虎虎生風，在黨中央開會說了就算，甚至還跑去台北地方法院按鈴提告。一直到馬、王在雙十慶典上公然握手和解，民進黨漁翁得利的幻想已然落空，但倒閣案已箭在弦上、不得不提出，而被否決也已是必然的下場。
所有曾為柯建銘搖旗吶喊，力挺他“沒有罪”的民進黨幹部、“立委”，間接成為柯建銘“獨斷獨行”、“綁架民進黨”的“轎夫”，倒閣案成為政治笑話，使民進黨“輸到脫褲”，轎裏轎外人人都脫不了干係。
倒閣案被封殺後，民進黨若不能藉此找到下台階、深切反省，反而揚言“另闢戰場”準備反對到底，則勢將造成社會混亂、阻礙台灣發展。其實，在野黨與其質疑馬、江要“滅王”有“毀憲亂政”之嫌，一再杯葛江揆，不如利用質詢江揆時，把問題逐一釐清。結果柯卻自說自話長達半小時，看似拔掉江揆的答詢權，等同於採取另類的抗議方式來杯葛江揆，卻白白喪失“立委”的問政權，實屬不智。
民眾憂心政局空轉，國民黨訴求“台灣的未來不能等”，引發不少共鳴；綠營卻堅持“台灣的現在不能忍”，雖也說出許多人的心聲，但卻可以採用更積極的監督作為，而非兩敗俱傷的焦土抗爭。其實，對立不如對話，質疑不如質詢。
尤有甚者，身為關說案涉嫌當事人，柯建銘不僅是“立法院”司法委員會成員，他還不避嫌、強勢要求獨立偵辦案件的特偵組檢察官列席備詢。依以往慣例，因檢察官須獨立行使職權，不宜在“立法院”委員會列席備詢；即使“立委”爭取擁有調查權，也應避免淪為干預個案。柯建銘硬逼之舉，其實已構成是公然政治施壓了。如果真的連檢查官也可叫來“立法院”聽訓話，則台灣就不會再有“檢察官獨立辦案”的事實了。
要言之，民進黨在標榜“另闢戰場”下，若刻意杯葛、為反對而反對國民黨所提一切重大公共政策與兩岸政策，則已充分體現其似乎無法弄清楚政黨制衡與傷害台灣的界限所在，也不能分辨反馬與毀台的區隔所在。諸如：一味放縱柯建銘挾持癱瘓“立法院”，使得關乎人民的法案與“政府”預算案全都遭擱在一旁；再如：揚言對被稱為“全世界最讓利的FTA-兩岸服貿協議”將採焦土杯葛；又如：完全拿不出替代能源方案，又反對電價上漲，卻主張立即停建核四，不惜以核四議題作為其凌遲台灣社會的政治工具。凡此種種，終將會造成台灣政局混亂甚至癱瘓，大有傷台毀台之虞，有識之士實不可等閒視之。
台灣的法制亂象：關說者沒事、揭發者有罪
持平而論，黃世銘在關說案偵查尚未終結之前就向馬英九報告，程序上確有瑕疵。然而，其被檢方論告之後是否被定罪，恐怕就見仁見智了。因為黃世銘向馬英九報告司法關說案，並不違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規定，黃世銘也沒有洩密犯意。儘管黃世銘處理關說案，程序不周延，確難令人口服心服。但回到洩密罪的構成要件，要論究的是：黃世銘在案件偵查中向馬英九報告，是否真不符合偵查不公開的例外規定?黃世銘多次說明，此案事涉“立法院長”的高層級，就連“行政院長”也無法處理，此種“層級高”的說法，卻不被北檢檢察官所接受。
其實，黃世銘舉發政治人物關說案件，目的在於揭露犯罪，即使程序確有瑕疵，但用心卻是良善的。台北地檢署起訴黃世銘，起訴書把政治人物涉及關說司法簡化為“個人事項”，將關說司法的利害關係“極小化”，卻將辦案程序的瑕疵“極大化”，並相當嚴格認定監聽資訊公益公開的範圍。以如此不對稱的標準認定黃世銘違法，恐怕也同時傷害了司法。凡此種種體現了，政治關說司法的主題乏人聞問，各方卻在程序的枝節上打得如此“有勁”，豈不諷刺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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