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模式有其獨特內涵，需要耐心瞭解和體會。 |
中評社╱題：“中國模式”問題概論——兼談“國民教育”理念 作者：郭益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資深書院導師（榮譽銜）、澳州馬夸理大學前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所創所所長
中外學術界和各種媒體對如何闡釋“中國模式”一詞莫衷一是。有的著重於政治制度或社會學層面，有的則認為這主要代表某種經濟制度或一套經濟政策措施。當然也有的兼及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對這方面做較為全面性討論的首推紐約大學熊玠（James C. Hsiung）教授最近出版的《中國的第二次崛起》（該書英文原著標題為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Myth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由新加坡的世界科學出版社於2012年夏出版；據知將由復旦大學翻譯成中文出版）。熊教授的巨著也同時追溯崛起的中國模式的歷史與文化根源，並據以解析當今中國的對外或曰全球性的策略，實在難能可貴。
我綜覽中外各類有關“中國模式”著作後，感覺有兩大方面的問題特別值得關注。
橫切面特徵剖析
第一是各個層面的問題不可以只局限於所謂“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的“分別表述”方法；而是應該盡可能闡析其間的“內生”關聯性，即採用所謂“科際交叉”（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方法。我特別強調“內生”，因為政治問題離開不了經濟問題，也與社會現象緊密牽連。反之亦然。這一點是大家或多或少都可以想像到的，但是問題是如何將其“關聯性”具體分析出來。這是很多學者都做不到的事，因為在當今學術高度分工的情況下，很多學者的視野也都越來越發局限於本科的範疇。舉一兩個淺顯例子以資說明。
首先，就中國政府自1981年以來強制實施的“一胎制”而言，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家顯然都視之為集權控制的一個倒影。不時導致許多慘絕人寰的悲劇之餘（如懷胎七八個月仍然必須因應政策要求，強行墮胎等等），這等同赤裸裸的剝奪基本人權；即連生兒育女的權利與自由都沒有。肯定許許多多海內外的中國人，也難接受這種計劃生育政策，視之為有悖孔夫子“上天好生之德”的教言。然而，試問這方面的專家，有幾位曾經設想過“一胎制”的簡單經濟學內涵呢。事實上我也未見過有任何經濟學家，曾經做過如下的測算，即三十年來如果不是如此這般地控制人口增長的話，中國能夠維持GDP年均增長率高達近乎10%的世界紀錄嗎？恐怕每年所創造出來的GDP的絕大部分除聊足糊口之外，還得用以支付居所教育醫療等基本生活開支；哪來剩餘資金，從事長期的基本經濟建設和國防工程呢。
其次，就廣為世人所詬病的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而言，從經濟學的側面來看，其極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顯然代表著強化資本積累，以加速經濟發展的制度條件。姑不論其經濟實效如何，在許多社會學家看來，這個“一大二公”的組織方式卻是應該完全歸咎於毛澤東個人的“好大喜功”，不惜破壞傳統的家庭制度，以追求共產主義“一步到位”的浪漫主義意識形態。當然，政治學者則或視此為列寧美其名為“民主集中制”的極權控制方式，或直截了當的史達林恐怖主義統治；尤其是進入文化大革命階段，更是如此，發揮的淋漓盡致。對這類學者而言，看來這種政權，似乎並非“目的不擇手段”，而簡直就是“為控制而控制”，即將全面制度化無遠弗及的黨政控制機制(Totalism)作為終極的政策目標本身。勿庸諱言，這是以偏概全的結論。殊不知，“資本積累極大化”的政策必然會導致消費和生活水準受到高度的壓抑；並由此衍生出制度化的政治控制，輔以不斷的道德游說或曰意識形態的灌輸。有人或會認為我搞的是“唯經濟觀”，但試問當今世界，又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是以發展或穩定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為依歸；只不過是因應工業化階段高低不同，輕重緩急有所差別而已。
動態影像掃描
第二大方面的問題主要也是有關方法論的。時下談到“中國模式”時，很多人都僅就既定時段內中國制度體系和政策配套的橫切面，界定其特徵。比如近年來便有人提出“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對立的理念（下詳）。美國政府和歐盟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十一年以來，至今仍然不肯“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顯然，這在一定程度上牽連到“判斷標準”的問題，同時也難免受制於各當事國的利益前提。當然，西方不少團體對中國的“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也多有所詬病，“人權問題”那就更為突出了。中國在這方面對美國政府的指責，也不時發表“白皮書”反駁，比如指出美國白黑兩大族裔所面對的雙重人權標準問題。這其中所涉及的不只是客觀事實舉證問題，更為複雜的是當事者的價值取向。因此，各方對中國的毀譽，見仁見智，似乎永遠糾纏不清。
儘管如此，我認為要對“中國模式”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不但必須採用“科際交叉”法，分析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藝政策領域各個層面的互動關聯性;而且恐怕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將它視為一個“動態發展過程”，或曰“文明轉型現象”；或者更為通俗地說，是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道路”。實際上，這一民族自強道路早已肇始於清末的“百日維新”，經辛亥革命、八年抗日戰爭，延伸入1949年大陸政權交替後的幾次翻天覆地的制度與政策的歷史性試探。這包括引進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1953年）糧棉統購統銷政策（1953）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國有化（1955/56）大躍進和農村公社化（1958），以致於文化大革命的閉關自守（或曰自力更生）政策（1966-76）和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大逆轉。冷眼看歷史，這些都可以說是尋求民族自強的歷史突破性政策。期間的跌宕起伏，尤其是1960年代初期大規模農業歉收和經濟大崩潰所導致的巨大人命損失和經濟崩潰（1962/63年才開始逐漸緩慢地恢復元氣），在一定意義上也屬難以避免的“學費”；我們不可也不必迴避這一悲痛的歷史事實。就當下香港計劃推行“國民教育”之下各界特別關注的“中國模式”而言（下詳），作為一個動態進程，也應該追溯至毛澤東在建國初期（1950年代）所提出的,到西元2001年要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願景。周恩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1974年）勾畫出來的“四個（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現代化”的藍圖，以及鄧小平在1978年底代表“歷史轉捩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所強調的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可說是一脈相承的。而我上面所說的翻天覆地的制度和政策的調整與變遷，實際上也可說是這一長期民族自強政策的體現與動態影像。
這方面可說的話很多。我在拙作《中國模式中的農業現代化–附答“誰來養活中國”》（英文原著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英國本部1995年出版，2002年再版；上引書名出自中文譯本，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13年春出版）一書中曾指出，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如何從1950年代初期糧食生產僅足以糊口的困局，不斷透過大規模（無償或近乎無償）（或曰奴隸式）的動員,讓農民冒著隆冬嚴寒，犧牲農閒季節，戰天鬥地，開展農田排灌工程，確保旱澇保收，高產增產；以至於改革開放前夕，在全國人口倍增、耕地面積不斷縮小情況下，全國人民果腹有餘，糧食自足率高達95%左右。而且幾十年來還能同時不斷創造“農業剩餘”，促進國家工業化；致令毛澤東時代正式結束時，工業部門所佔GDP比重，已接近一半，徹底改變了秦漢大一統以還“以農立國”的國民經濟格局；並為鄧小平時代開展改革開放奠定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基礎。最後這一點我在拙作《不可忘記毛澤東：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牛津大學出版社設於香港的中國分社2010年出版）中也已作了較為詳盡的分析，此處從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