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新制度主義看國、民兩黨的大陸政策 作者：黃清賢（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助理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南部中心執行長
表面上看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確實不一樣，因為國民黨重申領土包含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憲法》架構，民進黨則強調領土限縮在台灣的主權獨立國家建設。
可是進一步來看，國民黨“不統、不獨、不武”的“維持現狀”結果是什麼？民進黨不講1991年的《台獨黨綱》，不說2007年的《正常國家決議文》，採取無需更改憲政體制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作為立場，是否與國民黨的政策結果會殊途同歸？
當然，有人會說兩黨的願景不同，國民黨胸懷大陸，民進黨志在台灣，但對於現狀可能導向同樣結果的變遷而言，是否會讓兩黨路徑最後趨同？而這種趨同是歷史的偶然，還是變遷的必然？
本文擬從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分析台灣兩大政黨的大陸政策為何會有如此變遷趨勢，其中主要以兩黨執政時期的政策作為觀察指標；接著本文將檢視兩岸關係另一行為者，中國共產黨的對台政策概念，然後統整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理想途徑。
路徑依賴與制度變遷
新制度主義是對於傳統制度主義研究的反思，關注的焦點從組織到規則、從正式到非正式的制度概念、從靜態到動態的制度概念等。本文試圖運用該方法的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進行探討，該途徑強調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尋求制度變遷的內涵。
其中，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是重要概念，亦即重視前一階段政策對於後一階段政策的影響力，所以同樣的政策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
變遷的制度一旦開始在某一特別軌道，縱使該制度較無效率，還是會贏過其他制度；其壟斷優勢是因為規模效果、學習效果、協調效果、調整預期等機制，被鎖進了路徑依賴。①
路徑依賴的路徑選擇有其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當決策者在該時空環境下，做出諸多選項中的某一選擇後，制度便進入了路徑依賴，如果要轉換路徑，成本將愈來愈大。
但從另一角度觀之，路徑依賴非一成不變，制度動力論（Institutional Dynamism）認為下列情況將使制度變遷：
1、社會經濟或政治系絡產生廣泛變化，使得原先的潛在制度，忽然對政治結果產生突出的影響。
2、社會經濟系絡或權力政治平衡的變化，使得舊的制度服務於不同的目標；就像新的行為者經由既存制度，追求新的目標。
3、外來變化使得既存制度，轉移了追求的目標或策略；也就是舊的行為者在舊的制度下，採用新的目標。
4、政治鬥爭下的劇烈變化，或是在制度約束下，策略性機動的逐漸變化。
兩黨政策的路徑依賴
回顧國民黨的大陸政策，1987年的開放探親是路徑依賴的關鍵時刻，因為美蘇冷戰的國際情勢舒緩，兩岸經貿與人員交流的壓力日漸升高，舊的行為者蔣經國總統，在舊的“統一中國”制度下，採用新的兩岸交流目標，使得“三不政策”制度逐漸變遷。
在李登輝接任總統初期，權力未穩的他當然選擇路徑依賴，但隨著他以民主化作為鞏固權力合法性的訴求，並且試圖分化既有統治集團的權力政治結構，使得舊的制度服務於不同的目標時，“統一中國”的制度開始變遷。
1994年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將政治主權統一的“一個中國”，逐漸異化成歷史、地理、文化、血緣的“一個中國”，進而在1995年的台海軍事危機強化了“一個中國”異化的正當性，建構了1996年總統大選凝聚台灣對抗中國大陸的投票意向；而1999年的“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說法，就是這種路徑依賴鎖入“一個中國”異化後的產物。
雖然2000年總統大選發生政黨輪替，但民進黨的陳水扁接任總統伊始，仍是路徑依賴，延續前朝政策系絡與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思路，提出“四不一沒有”。可是在兩岸的外交、國防互動沒有起色，內部的朝野互動又日趨惡化，路徑依賴進一步鎖入“一邊一國”、“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正名運動”乃至於《正常國家決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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