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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的未來如何構建，需要實踐，也需要學者從理論上作深入的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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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統合的經驗可為兩岸帶來新啟示 |
中評社／題：“共同體：兩岸統合與第三憲的樑柱” 作者：張亞中（台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前言：兩岸交流無助認同嗎
筆者所提“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中第五條是“兩岸決定在雙方同意之領域成立共同體，以促進彼此合作關係”。（詳請見，《中國評論》2008年10月號）。如果說，兩岸“承諾不分裂中國”是兩岸統合與第三憲的基石，那麼“共同體”就是兩岸統合與第三憲的樑柱。
2009年9月上旬，筆者出席由全國台灣研究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在南京共同舉辦的第十八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在會議中，旅美資深的熊玠教授與兩岸著名的張麟徵教授，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的論文中提到一個問題，即為何馬英九上台以後，支持統一的民眾並沒有增加，支持台獨者反而增加？
熊玠教授在其大作〈論“台灣地位”與“一個中國”之關聯與正當性〉一文（全文另可見《中國評論》2009年8月號）中引用台灣《遠見》雜誌今（2009）年5月份的民意調查，“贊成‘終極統一’人數的下降率，比贊成‘終極獨立’人數增加率高過近三倍”，並稱“這個現象，在其他機構（譬如《中國時報》）主辦的民調結果也得到旁證”。張麟徵教授在其〈暗礁難擋激流：論和平發展的目的與過程〉一文中也將《遠見》雜誌從2003年10月到2009年5月間有關統獨的民調做一分析後，明確地表示：“支持統一的支持度最低8.3％卻是出現在馬英九執政周年時”。（註：2009年5月民調為：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維持現狀56.4%、獨立25.4%、統一8.3%；民眾終極統獨觀：48.5%認為最終應該獨立、16.2%認為最終應該統一）
熊玠教授認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主要原因是“由於民進黨自2000年以來有系統‘反中國化’（甚至篡改教科書）的作為與理論蠱惑民眾所導致的結果”。張麟徵教授則稱“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馬英九執政，‘獨’的勢力反而更為上竄？是因為馬英九主張‘不統’、‘獨台’的加持嗎？”，並認為兩岸認同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2009年7月2日，民進黨籍的梁文傑先生在《中國時報》發表〈當李登輝重拾‘柔性台獨’〉一文，明確地表示，“過去一、二十年的真正趨勢是，‘兩岸交往越多，界線越明’，獨派團體的憂慮並沒有成真，北京的期待也證明只是幻想”。梁文傑先生並引述台灣《聯合報》的民意調查稱“在1997年，外省族群中有五成六自認為是中國人，只有兩成二自認為是台灣人，到了2009年，只有兩成四自認為是中國人，四成五自認為是台灣人。”
梁文傑因此下結論稱：“所以，只要有耐心，時間其實是站在台灣這一邊的。台灣獨立於中國畢竟已經六十年了，只要沒有強制性的大中國教育，絕大多數人都會希望保有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如果我們能把台灣現狀再保持幾十年，誰還會贊成統一，中國又還有什麼動力來推動統一？”梁文傑最後更加肯定“柔性台獨”的策略，因為“‘柔性台獨’是對既成事實的延續，是用‘保台’的名義在‘促獨’，很難反對，‘硬性台獨’則是打破現狀，不留模糊空間。‘柔性台獨’在國際上容易找到朋友，‘硬性台獨’則容易遭到聯手打壓”。
熊玠、張麟徵教授與梁文傑先生雖然政治立場迥然不同，但是他們都客觀與清楚地看到了問題的癥結，他們看到了兩岸認同的撕裂已經逐漸發展成一條讓兩岸最終走向分離的鴻溝；這個鴻溝並沒因為兩岸物質性交流的密切，或馬英九的執政而有縮減的趨勢，反而是逐漸擴大。兩岸目前的執政當局如果不能在方略上做些調整，“時間”這個因素不見得有利於中國大陸所期盼的“和平統一”。
認同問題所在：分隔、操弄與恐懼
認識問題、理解問題，才能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先來看看問題出在哪里？大陸方面當然也有責任，不過，作為一位台灣學者，我想談一下台灣方面的問題。
第一、兩岸長期分隔。189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沈痛的一年，台灣自此離開了中國的懷抱，日本開始殖民50年，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重回中國，但是台灣與中國政治連結在一起只有短短的四年，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被迫來台，兩岸又開始斷裂。由於蔣介石的大中國情結與堅守中國文化的教育，讓台灣人民在心理上仍然與中國連在一起，但是兩岸的人民畢竟生活在不同的體制。1980年代末兩岸民間開始有了接觸，但是這種接觸並沒有強化彼此的認同，反而在接觸後，感受到彼此已有的巨大不同。一直到2009年的今日，兩岸在長達114年的分隔期間內，僅有短短是四年共有“中央政府”，其餘都是各自為政。110年是一個甚麼意義的數字？如果以30年為一個世代計算，兩岸分開已經是將近四代了；即使是1949年到台灣的外省族群，也已經60年，整整兩代過去了。如果我們同意，時間與距離總會在人與民族的記憶中扮演若干角色，它們可以讓彼此更加團結，例如猶太民族的經驗；也可以讓彼此愈行愈遠，英美就是個例子。長達百年的兩岸分離，在蔣經國過世以後，台灣的領導人選擇了分離主義，而長達百年的分隔事實，給了他們可以操弄的足夠土壤。
第二、台灣有操弄的政治力。1970年代，台北“中央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及與美國斷交，失去了國際上的政治正當性，蔣經國的策略是透過發展經濟與深化民主的成果來強化國民黨政府在“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隨著台灣經濟成長，社會力開始出現，然後是政治力的產生，台灣最終選擇走上民主。民主不可沒有選舉，只要有選舉，就會有利益的爭奪，但多以公益之名行之。很遺憾地，台灣出了李登輝與民進黨的陳水扁兩位政治人物，他們都是以“台灣利益”掛帥、“台灣優先”為名，分別以“仇中”、“愛台”做為打擊異己、奪權的工具，以“台灣主體性”與“一邊一國”做為分離主義的立論依據。（可參考本人所撰〈從“台灣地位未定論”到“台灣前途未定論”〉一文，《中國評論》，2009年6月號）。即使馬英九在2008年以七百多萬票當選，仍然不敢挑戰李、陳兩人所建構的論述。從任用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委”可以看出馬英九仍舊將李登輝當成是兩岸論述的精神奶媽。當今的國民黨已無1980年代以前對於統一中國的豪情壯志，“偏安”卻反而已是共識。民進黨雖然暫時在野，依然沒有更改其台獨立場，只是由“硬性台獨”轉向“柔性台獨”。“偏安”（即等於“獨台”）與“柔性台獨”兩股力量佔據了台灣政治版圖。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政治力量強力扭轉，兩岸長達110年的分隔事實就繼續有可能成為分離主義的溫床。
第三、台灣有操弄所需要的恐懼。1949年起兩岸處於分治，初期台灣仍有收復山河的戰鬥準備，但是從1954年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開始，台灣已經完全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簡單地說，台北對於北京有安全上的恐懼。即使在與美國斷交後，台北仍然期盼美國能夠繼續維護台灣的安全，《台灣關係法》給了台灣人民一些安全的感覺。即使冷戰結束，兩岸開始民間交流，台灣朝野在安全的思維上，仍然將美國當成是虛擬的安全同盟者，或是安全的依賴者。對美軍購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軍購的真實意義不是為了安全的實質防衛，而是一種為了滿足自由安全感而願意付出的保護費心理。
無論在人口、土地面積，台灣較之中國大陸都小很多。1990年代起，中國大陸經濟快速起飛，政治力量亦相對重要。由於北京方面迄今仍然不願意正視“中華民國”，而以“一國兩制”做為“和平統一”後的政治安排。在這項安排中，台灣將只是中國大陸憲法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因此，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力量愈大，台灣愈感受到可能被統一的恐懼。在台獨眼中，北京任何的惠台政策，也有可能被詮釋為賄台政策，而被視為是經濟統戰，目的在把台灣完全吸收消化。ECFA在台灣遭到質疑與反對，正是這種恐懼心理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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